有问题就有答案
Q1：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监管
目前减少垃圾焚烧污染的解决方案：1。多次燃烧以提高炉温。问题：二恶英主要在400左右合成。燃烧虽然可以升温，但当废气排出后，温度下降时又会重新合成。2.活性物质的吸附。问：你多久更换一次活性物质？吸收有毒气体后的活性物质如何处理？3.瞬时冷却装置。问题：浪费了多少能量？先烧后降，这是实验性的，成本比较高。目前国内不一定采用这些方法。
Q2：如何加强沿街(路)或在垃圾容器内焚烧废弃物的监督管理工作?
垃圾焚烧余热利用的主要方式是设置余热锅炉，利用余热锅炉产生的蒸汽发电、供热。目前国内多数垃圾焚烧锅炉热能利用效率偏低，直接影响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经济效益。本文采用能量分析的方法，从几个侧面对垃圾焚烧发电厂热能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解决垃圾焚烧发电厂热能利用效率的途径：选择合适的炉型、降低散热损失以提高锅炉效率；对进厂垃圾进行堆酵以沥出其中水分，提高入炉垃圾低位热值；提高锅炉出口蒸汽参数、采用回热循环等措施增加蒸汽的可用能，提高系统发电效率。
Q3：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地监管秸秆焚烧吗？
传统的人力监管是不得行了，可以考虑一下使用无人机进行监察，能够无视地形不说，还高效，我之前有在火眼智能的网站上里看过他们在这一技术上的方案。
Q4：100kg垃圾焚烧炉国家有没有管理方面法律法规
具体说的是排放标准吗，根据各地环保要求不一样的
Q5：随意焚烧垃圾，到底归哪个部门监管
城市内焚烧由城管局，大面积焚烧由县一级指定单位，
Q6：垃圾焚烧的四条原则
焚烧垃圾肯定是必要的。关键不是要不要烧，而是怎么烧。我个人反对的是盲目推崇一切带来的垃圾焚烧大跃进。我担心这样下去，垃圾焚烧会遍地开花，最后垃圾焚烧所隐含的环境风险会趋于最大化。我的担心不应该是没有根据的。看不出你，但在购买力强的发达城市，周边郊区都插满了垃圾焚烧的大旗？为了捍卫这一垃圾焚烧的大跃进，主燃派往往以广告修辞为论据，以理想为现实，将垃圾焚烧歌颂到极致。他们越是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他们的意图就越令人怀疑，他们就越必须警惕废物焚烧背后的私利驱动。焚烧垃圾发电不是天使，也是必然的罪恶。因此，人类在因垃圾危机而不得不与垃圾焚烧发电共存的同时，也必须像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一样，给垃圾焚烧发电套上缰绳。无论垃圾危机有多严重，焚烧发电都不能成为首选，只能占据辅助地位，只能是填埋、堆肥、分拣等常规手段全部用尽后的补充手段。只有这样，燃烧的环境风险才能控制在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垃圾焚烧发电不应该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审慎。这种极度谨慎至少应该体现在以下四个基本原则上：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提，也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早已是社会共识。问题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社会共识，市民的素养是否足够，而是市政府是否有决心。垃圾分类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正如媒体所指出的，日本垃圾分类精细，首要原因是他们的垃圾分类和运输设施做得很好；20世纪90年代后，台北的垃圾总量急剧下降，这也得益于垃圾分类设施的周到服务。美国人的垃圾分类意识很强，也是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和运输时间表很容易一目了然。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不管大众的分类冲动有多强烈，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基础设施与之配合，就没有落地的可能。所以垃圾分类试点在很多城市都没有取得成功，所以板子不能打在公众屁股上，所谓的公众素养应该受到指责。审查是关于市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否尽责。如果不尽责，说明在垃圾分类上至少是三心二意，如果不是真心实意。半心半意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就什么大事的，追究市政府的责任是合理的，因为它被归为无用之物，消耗公款，不能作为市政府去垃圾焚烧发电的理由。在一次研讨会上，主燃学校旗手、清华大学教授聂永峰欢呼道：“2008年至2015年，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将迎来黄金期。”他为什么不能自救？当时，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一位负责人爆料：由于回报相对稳定，垃圾焚烧设施受到投资者青睐，因此更容易上市；特别是在当前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更多的投资者将目光转向能源和环保领域，以寻求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引自中国固体废物网4月26日报道)不用说，市场化已经成为我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明显趋势。然而，巨大的环境风险是注定的。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垃圾焚烧发电不适合市场化。发达国家可以市场化，因为发达国家权力和资本都受到严重限制，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环境。如果与权力结盟的垃圾处理巨头不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只能坐以待毙
为了骗取发电补贴，他们大量使用煤炭和石油发电，所以焚烧发电厂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火力发电厂。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监管的失败。表面问题如此严重，点问题更令人震惊。据媒体报道，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村民癌症死亡率大幅上升，成为一个响亮的警钟(谣言止于智者)。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深圳。据媒体报道，1.6公里外就能闻到民营企业龙岗垃圾焚烧厂的恶臭，引发当地居民集体抗议。不难想象垃圾焚烧企业失控的程度。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尖锐指出，除了炉温达到设计标准外，烟气处理中还必须加入大量“活性炭”来吸收二恶英。但是活性炭极其昂贵，所以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偷工减料，在处理检测时只按规定使用。这是造成废物焚烧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中国制度环境的根本改变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环境，监管和企业社会责任就无法落实，企业的唯利是图性质就无法遏制。在这种背景下，作为高风险行业的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被交给市场和企业主导，后果极其严重。垃圾焚烧发电极有可能异化为打着环保旗号的环境污染行业。如果城市垃圾危机真的严重到可以焚烧，那么这个关乎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业，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所以应该主要由市政府买单，应该属于财政全额保障的公益行业。只有充分的资金保障，不计成本，才能杜绝行业偷工减料的黑洞。这并非没有先例。有了深圳宝安垃圾焚烧厂，安全系数就高多了。据媒体报道，其烟囱几乎没有可见的烟雾排出。政府检测也显示，几乎没有二恶英等污染物从工厂排出，这是全厂政府投入的结果。然而，其投资远高于私人垃圾焚烧厂。宝安厂每吨焚烧垃圾的成本是龙岗厂的10倍。但是财政要从人民中拿，既然垃圾焚烧发电不可或缺，就没必要像格兰德一样太在意。买不起就别烧了。如果要烧，就要不遗余力，以绝对保护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为最大追求。台北市民和环保团体经常半夜出去垃圾焚烧厂“赶现状”，监督垃圾焚烧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在那个州，我们有108000英里远。原因很简单。谁敢攻击垃圾焚烧厂“抓住当下”？听着，工厂保安用不同的棍子打你。一旦墙像海一样深，天知道里面燃烧的是什么。因此，垃圾焚烧全过程是否公开透明，也应该是决定垃圾焚烧发电是否启动的重要指标。在这方面，台北的经验可以借鉴。据报道，台北的焚烧厂将成立民事监督委员会。每个焚烧厂。两月发布一次运行指标，方便市民质询。焚烧炉与民营业者之间的经营合约也在台湾环保署网站上公开。台北市环保局还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可随时上网检查进炉烧的是什么。对环境风险的监控没有谁比潜在受害者的监控冲动更强，也没有什么监控比潜在受害者亲力亲为的监控更有信用。垃圾焚烧发电在信用严重缺失之当下中国，必须做到向整个社会，尤其向作为潜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区的居民全方位开放，接受整个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真正取信于人，真正让人放心。 垃圾焚烧发电不可避免的环境风险，显然要对周边居民的物业带来一定损失，既有损失就该赔偿，不能说为了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少数人损失了就损失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不仅是指不被私人侵犯，不被民间侵犯，更包括不被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所侵犯。利益只能置换，不能被牺牲，无论当事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这个原则必须是刚性的，否则，借着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今天被牺牲的可能是他，但明天就可能是你，这不过是个概率问题，谁都不能担保自己终生不在这个概率阴影的覆盖之中。所以，他在今天被牺牲、被侵犯的悲剧如果不被制止，明天轮到的就可能是你，那时你也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这点上，还有很多认识误区。焚烧厂周边居民的维权举动常常遭到某些道德家的谴责，似乎他们仅仅出于一己私利而阻挠公共项目，因而是可耻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多年、《物业法》也已适用多年之今日，还以这样的视角律人，其虚伪和荒诞自不值一驳。焚烧厂周边居民固然是在为他们争权利，但他们客观上何尝不是为全体国民争权利，道德上法律上何亏之有！假若他们连自身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都不知道爱惜，那种犬儒才是他们真正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以上四条，窃以为是垃圾焚烧发电基础性的社会配套条件。垃圾焚烧发电在学理上是有争议的，在技术上是有分歧的，仅限于学理和技术的层面抽象地讨论垃圾焚烧发电的是是非非，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纵然垃圾焚烧发电在发达国家是朵花儿，那花儿也有特定的土壤和空气。撇开其特定的土壤和空气，只因所谓花儿的美丽就急于照搬，焉知不会基因变异逾淮为枳？当务之急不是讨论该不该烧，以及该在哪里烧。当务之急只能是基于社会学视野，基于特殊国情，重点考察垃圾焚烧该怎样烧，即应该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烧、这些条件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具备。这种态度才是真正对生命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