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就有答案
Q1：古代西方国家有没有和中国宗法制度类似的制度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制度、文化 请详细回答，谢谢
中国宗法制度，父权，族权，嫡长子继承制，世系群，宗统，君统，天人合一宗法制度是以父权、族权为特征的一种宗族家族制度。古代西方国家和中国宗法制度类似的有很多，试举一例：波旁王朝一个在欧洲历史上曾断断续续地统治纳瓦拉、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卢森堡等国和意大利若干公国的跨国王朝。1589年在法国的统治开始。 17世纪中期，再度分出长幼两支：长支相继临朝的君主为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幼支统治史称七月王朝或奥尔良王朝。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查理十世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七月王朝亦在1848年革命中倾覆。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最终结束。波旁王朝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统治分别于1860、1931年告终。
Q2：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
1.在思维方式上，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和论证，分析整体再综合，几乎大多数人都会辩论；中国人注重直觉、正直和经验。2.在价值取向上，西方人注重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体和竞争；中国人注重群体、社会和和谐。3.在伦理道德方面，西方人注重个人自由放任、创新发展，宣扬荣誉；中国人崇尚个人奋斗，尤其以自己的成就为荣。他们在取得成就后，从不掩饰自己的自信、荣誉感和狂喜。4.在行为规范上，西方人重利、重法，中国人重义、重情。看到中西文化中感性与理性的差异，很有意思。西方文化发展的感性化趋势造就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外部场域——娱乐产业和竞争。西方文化发展的理性趋势推动了现代文化内部领域——自然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文化中的情感和理性两极不如西方发达，缺乏情感冲动和理性追索，会导致传统体育和科学发展不佳。没有感性和冲动的文化，就很难对文化理性进行突破和发展。在感性生活方面，中国文化中有一个概念，就是知足常乐，能够忍受自我安全，不为先，不以他人为耻。在理性生活方面，中国文化具有知行合一和实际应用的精神。这种只注重过去实践经验而忽视未来发展变化的思维传统，有助于防止我们民族陷入各种精神误区，但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知识想象的自由空间和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延伸信息：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人权：第一，中国不是没有民主，但它的“立体民主”与西方不同。而且，在朝廷内部，对皇权存在着祖制、御史等现实约束，皇帝通常要有机会下达指令才能表达“圣旨”的皇室传统，相当于现代政治学中的一种横向分权与遏制。这些形式上的差异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但是，它的民主本质和精神不应该因为它的形式不同而否定它的存在。第二，同样，中国不重视人权，而是将人权泛化为国家权利。在这方面，与西方人权相比，我们不妨称国家权利为“宏观人权”。这种与西方的差异也是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差异。这不仅是意义上的区别，也是形式上的区别。3.西方人把他们的微观人权和横向民主政治定义为“普世价值”。至少在中国的国家权利(即宏观人权)和“三维民主”的对比下，它们的普遍性严重陷入困境。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它们所谓的“普世价值”，以确定它们是否可以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并具有相同的含义和表达方式。参考来源：人民日报在线-中西文化比较的启示。
Q3：中西方古代思想文化差异
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中国人把整体放在部分之前，集体放在个人之前，原则放在具体之前。西方人和我们正好相反。同时，我们倾向于用直观的方式看待问题，而西方人倾向于用逻辑的方式看待问题。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人人平等？没有大家，我怎么有自己的家？”在西方人眼里，就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个人自由，怎么会有群体自由？”？没有群体的自由，怎么可能有国家的自由？“，很难理解。此外，我们更强调静态，而西方人更强调动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理关系，二是语言。中国古代是发达的农耕社会，发展了相应的思想、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和哲学。农耕社会期盼安居乐业，与静态特征相关的一切更容易得到鼓励和大力发展。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使家庭迅速发展，自然形成家庭观念。和而不同的思想逐渐形成，天下太平是我们的理想追求。古希腊(现代西方文明的前身)是一个以航海和商业为主的社会，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商业和航海的条件促进了个体行为的自主能力，冒险精神容易被激发和培养。这就导致了个人主义的兴起，家庭和家族纽带的功能相对放松，从而不会有强烈的“孝道”观念，而“孝道”是儒家政治伦理的中心观念之一。就语言文字而言，汉字是象形文字，其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不需要借助语法系统就可以直接理解其想要表达的意思。同时，这种语言很容易陶冶我们大脑中的一种象形思维定势。当我们理解事物时，很容易专注于从形象的方面去理解它，从宏观的整体去把握一个事物。但西欧语言是拼音文字，文字是符号化的，与它所表达的真实对象已经割裂，即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似乎没有有机联系。正是这种直接表意功能的缺陷，导致西方人的表意系统发展出庞大的语法体系来弥补，从而发展成为一门精细的语言。比如英语中有一大套分类：性、数、格、主语、谓语、宾语、定、形、补语和数、形、量、代。西方孩子从小就学习这种语言，很容易培养一种思维能力。然而，汉语和语法相当晦涩。在《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语法书。中国人不重视语法教育，所以系统分析的概念应用不如西方人系统，影响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全面的，而西方人倾向于分析。因为思维方式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长期稳定、一成不变的文化，会落实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造成宗法制度。流动文化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发展得非常充分。中国人讲究原则，西方人讲究细节。中国人喜欢重视一般原则，而西方人重视具体问题。在一件事的“责、权、利”上，中国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集体轻个人，在权力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集权”。西方人在权力上重集体轻个人，在利益和责任上重个人轻集体，表现为“三权分立”。这种差异在谈判场合表现得淋漓尽致：西方人看似一两个人，但背后往往有一个高效灵活的智库小组或决策机构。决策机构赋予谈判者相应的权力
中国人有“不打官司”的思想和“伦理至上”的观念，即在政府的——中为是非争辩，逃避法律的考量，不愿面对“是非”的判决。一旦发生纠纷，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赢得周边舆论的支持，倡导“路得多助，路错少助”。另一方面，西方人更关心法律问题。他们通常用法律手段处理纠纷，而不是依靠良心和道德。中国人有“不患贫，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倾向，有严重的“官本位”思想，轻视制度和法律，习惯于依靠官员的“后台”进行交易。在情、理、法之中，中国人是第一、第二、后，西方人是第一、第二、后。中国人看重面子，西方人看重利益。在研究知识方面，中西方也有显著差异。中国人有很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比如写诗，写歌词，都非常发达。在实用技术方面，中国领先于西方。例如，1000多年前，中国人建造了都江堰和赵州桥。但是在抽象思维领域，人们并没有太多的热情。与芝诺时代相比，庄子的著作探索了几个类似芝诺悖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后人没有研究和发展的。即使在数学领域，中国古代也没有脱离计数和测量的实际应用。中国人的知识是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的知识非常发达。中国手工艺品和艺术品闻名于世。由于语法体系的原因，西方人发展了抽象思维能力，对抽象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语法体系中的各种分类方法其实都是现代科学方法。科学是一个分类的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逻辑也被包括在他们的语言组件中。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一是分类方法，二是形式逻辑。当我们研究事物时，无非是进行新的分类或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以生物学为例，首先以“边界”作为分类标准，将生物分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然后用“门”作为分类标准，分别对动植物进行分类。将以往分类的结果依次按纲、目、科、属、种进行分类，从而形成一个寻找它们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体系，即生物学。物理学也是如此。宏观、宇宙和微观、恒星、行星、卫星、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质量、能量、动量、力、速度、距离等概念。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西方语言包含两个东西：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科学理论会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然而，在我们的汉语中，既没有分类，也没有形式逻辑，这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事物背后理论的研究，削弱了我们的理论。研究的兴趣。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往往表现出技术超前、理论滞后的现象。四大发明之中，火药，来自于道士炼丹，发现一定比例的木炭、硫磺等东西弄点火就爆炸，然后就把火药应用于制造鞭炮，以及后来简单的大炮。对于这木炭是什么？这硫磺是什么？为什么会爆炸？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后来西方人研究出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了大量的能量，从而发生了爆炸。指南针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不管怎么样去摆那块磁针，他老是一端指南一端指北，从而发明了指南针，然后它变成了我们用来看风水的工具，但没有人去研究那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西方人把这些问题搞明白了，我们才知道磁和电是同时产生的。科学没有产生于文明一系没有中断过的中国，我想这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吧。陈寅恪在论中国传统思想时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或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核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辞、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 真是异常精彩，堪称不易之论。前面讲中国古汉语缺少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而是讲分类方法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古人没有把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这跟古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创立了分类的方法，并把形式逻辑确立为一门专门研究思维的学科，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类容。中国古代对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运用最好的是历史学。司马迁编写《史记》，创制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的标准。在《史记》里面，我们会发现，几千年的事情，组织得有条不紊，得益于本纪、列传、和志、表等为标准的分类；在探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和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时，言之有据、立论中肯，令人信服，其中运用逻辑不可或缺。 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至为允当。中国古人在伦理学方面，分类方法和形式逻辑也运用得很好。西方人叔、伯、舅不分，祖父母、外祖父母无别，中国人在人伦方面的研究超前西方数千年。老子相传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历览前朝兴亡事，提出抱朴守真、君子不器。赵高演绎的“指鹿为马”两千年来反复上演。“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刘邦封异姓王、赵匡义“杯酒释兵权”、朱元璋诛杀功臣给出了最好的解读。前面讲的是中国古代的情况。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1911年，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退位，还统治权于人民，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政治被介绍到中国，并得到了自上而下的认同。语文由文言文改造为白话文，传统的农耕社会逐步向工业化发展。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较之于之前的五个甚至十个世纪还要大。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方面，还有许多我们祖先的印迹。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印迹，那我们就不成其为我们了。在这些印迹当中，有一些是超越时代的，有一些是仅仅适应古代农耕社会的。我们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源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发展我们祖先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超越时代的部分，源于我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中残留的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印迹，源于适应现代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没有很好地发展、树立起来。”研究东西方思想文化的差异，在于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思维方式上抽象和具体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表现为西方人更重实用，而中国人则更偏重精神感受；反映到艺术上，如绘画，欧洲人往往不能理解我们过于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有时也会认为欧洲人的艺术技巧过于写实本分，缺乏灵气。欧洲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国人在感叹其技法写实细腻的同时，也会感慨欧洲大师们想象力的贫乏：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非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而我们的祖先在那些美丽的仙女旁边加上几朵白云，就使她们飞了起来，意境深远。毕加索认为，全世界最好的艺术都在东方，这绝非毕氏自谦之辞。徐悲鸿画的奔马之所以形神毕具，得益于中西技法的融合。东方以静为主的思想文化，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它培养了人的服从性和顺从性，人们不思进取，不求创新和进步，延缓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传统的中国社会缺乏独立人格，不承认个性的奋斗，忽视或轻视个人个性的张扬和满足，过分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而轻视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但是东方文化重人际关系协调，重人的价值的实现，并注重个体对群体的责任、奉献和服务，带有群体和谐特点，这对工业化发展和自由主义导致的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应是一剂良药。
Q4：怎样看待中西文化的价值观差异
中西价值观差异的主要表现 1.价值主流.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主流是为自我满足而奋斗的精神.西方文化张扬个性,强调维护个人利益,注重独立自主发挥个人潜力,强化个人权利意识.个人主义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自我实现是人生的最高需求和目的,独立是实现自我的最有效手段,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实现自我的保障.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和合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注重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崇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与人为善的民族. 2.价值取向一元化与多元化.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根深蒂固.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在现世的作为之中,一个人在社会越有作为,他的生命就越有意义.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人的作为最大者莫过于实现从政的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统治着千百万中国文人碌碌无为的一生.受这种一元化的人生价值的影响,多数人不愿问津自然科学,致使科学被困于萌芽状态.另外,人的智慧才能都集中到了政治权术上,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变幻莫测而实质又超稳固的政治文化模式.在这种特殊的模式中,产生了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当官不成求当圣人;报国不得则退做隐士,或吟诗饮酒自得风浪.于是道教、佛教随之兴起,贪生的自去修道,厌世的不妨念佛.而西方文化中人生价值呈多元化,从政也是人生价值的实现,经商也被认为相当有价值,西方人眼中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律师、医生. 3.个人本位与群体本位.西方文化特点是强调个人价值,即主张个人独立,强调个人主动性、个人行为与个人兴趣,勇于进取,珍视个人权利.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拯救自己;寻求自我表达,强调个人尊严,注重个人隐私,个人的权利不可剥夺;人的力量无限,崇尚竞争,适者生存.在西方社会,人们普遍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个人主义”作为这一精神的概括,被赋予积极意义.每个人都尽量体现个性化的自我:个人自信,自我肯定,自由表达内心情感而不受外界约束,公开发表不同见解.中国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即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都是从本质上和个人主义水火不兼容的,形成群体本位的集体主义.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张个人服从集体,崇尚“大公无私”等.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方面,人们被要求做到“克己守道”、“与集体或领导保持一致”.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强调个人是为家庭而生存的,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家庭息息相关.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个人主义”便自然地成为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贬义词,如自以为是、自负都带有贬义色彩,“个人主义”被认为是“利己主义”.语义是文化氛围的产物,语言符号具有既定的文化内涵.在汉语中,“个人主义”的定义是“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 4.天人观.西方传统认为,宇宙是由神创造和控制着的,人和宇宙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因此,宇宙自然法则必须遵守.这样的宇宙观形成了后来的二元论世界观.他们认为人和世界是各自独立的,彼此的关系是对立,而人处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人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被超自然创造者所设置下的真理,其生命目标就是征服自然.变化被认为是进步,对待生命的态度倾向客观理性.故西方人看问题以个体为基础,重差别与对立,习惯于解析式的抽象思维.这种注重个体的天人相分宇宙观导致一种人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观念的产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共为一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顺从自然规律,注重天人合一,因此,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想象思维. 5.知识观.中西方对于宇宙形式的认识不同,他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不同.中国人经常应用演绎法,把重点放在整体观察事物,获取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超越表面的差异,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和统一.西方神学告诉我们,西方人经常应用分析法,把事物看成一个个体、某一属性的表现,但并不认为每个个体是平等的;他们认识到事物的个性,同时意识到所有的个体差异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中是相互联系的,意识到个体差异中的统一是最高的学问.中国人在整个认知过程中重视心理过程、整体观察、直观经验和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倾向于模糊、不精确富有伸缩性.西方人基于二元世界观获取知识,强调理性.思维方式倾向于通过分类形成直接、清晰的观点,呈直线性分析,如典型的三段论.中国人在精神满足中寻找进步的动力,西方人认为这是物质进步和社会的发展[3]. 6.交际观.合理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及私有制经济使人们在交际中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个人至高无上等观念.因此,西方人外向,求独立,求功利,主张人类改造自然、性本恶.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西方大多数国家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始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人们思维的对象倾向于外界,人们希望重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寻求外部世界对人最有价值的东西,为己所用.在中国,重整体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差序格局为主的社会结构、维护等级身份的伦理观念以及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个人要融入群体中去,国家、集体、他人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由此决定了中国人在交际时性格内向、含蓄、谦虚,不求功利,大公无私.天人合一观念还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而不是人与自然抗争.人际关系受无形的约定束成的社会规范、价值、礼仪制约.人之初,性本善,提倡人回归自然,保持本性.万物不变,万变不离其宗.仁爱思想、中庸之道使人们安分守己,安居乐业,渐进,顺从自然.在封闭的大陆型文化环境中,人们知足常乐.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在稳中求发展,求稳不求变,注重传统和过去.在交际中,对老者尊敬有加,把上年纪的人称“老师傅”,把有经验的人称“老手”,注重老朋友间的联络,认为交往越久感情越深厚. 7.言辩观.西方人推崇修辞学,他们愿意掌握语言这一有利工具(语言是延伸自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工具).他们偏爱语言是因为他们认为唯有通过语言,人们才能得以相识.在当今西方社会,大学广泛设置修辞、逻辑课程,促使学生去有效交际,在商业中语言交流更是被广泛研究和强调.重视语言和辩论的观念直接或潜在地影响着西方人的交际行为、交际方略和交际风格.因此,在以个人为本的西方社会中,人们愿意把内心世界中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人们健谈且善于表达自己.修辞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交际技巧,人们并不把它当作一门科学.雄辩至言被认为是多余,善谈之人被看作炫耀和不诚恳.在以群体为本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在交际时自我压抑,说话委婉、含蓄,谨慎使用言语,注重察言观色,对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和接受性.语言常常被看作保持社会和谐的一种手段,而不仅仅是表达思想、信息的一种工具.孔子对语言的态度是谨慎的,他一向主张“君子欲讷与言,而敏于行”. 8.时间观与金钱观.西方的时间观属于线式时间观念,时间好比一条直线,是一种单向持续运动,是“流逝、飞行”.在西方人眼里,复归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向前超越才有希望,因此在时间取向上,西方是未来取向,即一去不复返的直线式前进取向.这也是西方人倾向于变化,喜欢求异、求新的原因所在.中国人以过去取向为主,重视过去发生的事情.人们做什么,首先要考虑过去做过此事没有,有什么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等等.而且连今天做得如何,也往往以过去为标准,因此循规蹈矩已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崇拜祖宗、敬老尊师、重经验、重年龄,因为这些都与过去相联系.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9.年龄观.在中国文化中,长者是智慧和权威的象征.“老”象征着经验丰富、知识渊博.“老师傅”、“老干部”、“李老”成了少数德高望重的人才配享有的尊称.与此相反,尊重青年是西方文化中第一级价值.青年代表着未来,象征着无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在西方人们的眼里,年青象征着健康、财富和智慧.西方社会是激烈竞争的社会,是个人奋斗的社会.人老了就意味着从社会竞争的舞台上退了下来;对女性来说,“老”还意味着魅力丧失,这对个人来说是件既痛苦悲哀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老;而且老人的独立意识很强,有一种不服老的自尊心.所以年龄也成了人的隐私. 10.家庭观.中国以家族为本位.“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是我国立身处世的纲领.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家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西方文化突出自我、突出个人,追求独立.长辈与晚辈之间可以直呼姓名.孩子在成年以后就搬出家自己住,自己养活自己,老人一般也不和子女一起居住,依靠自己独立生活.在西方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 结论: 中西价值观是性质和来源不同的两种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差异性较大,互补性也较强.跨文化交际中要注意差异避免失误.科学地对待西方文明及其他优秀文明,吸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推动自己民族的发展.
Q5：面对外来文化入侵，我们应该怎样对待
世界是多样化的,文化也是多样性的,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我们要取之精华,去之糟粕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都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不仅体现为一整套价值观念，而且也涉及到人类社会制度的组织方式：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以什么作为共同体的公共认同和联系纽带等。在现代社会以前，欧洲中世纪建立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共同体，而在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秩序的天下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天下共同体都是一种拥有终极价值和精神正当性的文化秩序，其现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形式是各种各样的王朝共同体。除此之外，家庭、宗法、庄园、地域等次级结构的共同体形成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宗教（或文化）―王朝―封建庄园（或宗法家庭），这一从精神秩序到政治秩序再到社会秩序的共同体系列，将中世纪的人们有效地组织到公共生活之中。在这其中，最高形式的宗教（或文化）共同体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与超越性的神意或天意相通，提供了普世性的平等尺度以及各种次级共同体的合法性渊源。那是一个神圣的年代，无论这种神圣性是以外在超越的上帝，还是以内在超越的宇宙/人心一体的方式表现，中世纪共同体的意义所指向的，并非是世俗的人的生活，而是具有超越性的神圣境界。正是对这样的神圣理想秩序的追求，构成了宗教（或天下）共同体的公共认同。 在欧洲，当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宇宙观瓦解、基督教共同体被颠覆之后，现代化的世俗生活需要想象一个新的共同体，这就是现代的民族国家。现代性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当传统的基督教共同体和儒家的天下共同体轰然解体之后，各种各样的王朝共同体和封建庄园或宗法家族共同体也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Habermas）指出： 对上帝的信仰崩溃之后，出现了多元化的世界观，从而逐渐消除了政治统治的宗教基础。这种世俗化的国家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合法化源泉。------民族的自我理解形成了文化语境，过去的臣民在这个语境下会变成政治意义上的积极公民。民族归属感促使已往彼此生疏的人们团结一致。因此，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它同时解决了这样两个问题：即在一个新的合法化形态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3 当人们告别神圣时代，进入祛魅的时代，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共同体想象，世俗国家、世俗社会也需要新的合法性源泉，于是，民族主义诞生了，民族国家替代传统的宗教、天下、王朝共同体，成为现代世界最普遍、最有效的共同体架构。 民族主义并不是启蒙的对立面，其本身是启蒙的产物，启蒙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肯定人的自主的理性能力，建立人的主体性。世界的主体从超越的上帝或天意，回到了人自身。这样，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合法性也就不再来自外在的超越之物，而只能从人自身的理性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去寻找。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则是个人的自主性原则在群体范围的扩大和应用。 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包含着两种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在民族的范围内组织政治的国家。4 这一政治国家，按照启蒙的个人自主性理想，不再是君主专制的王朝国家，而应该是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主共和国。作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民族提供了共同体的独特形式，而民主提供了共同体的政治内容。正如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指出的，民族国家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是主权国家为适应工业社会的同质性和规范化的世俗文化而建构的，在西方现代性脉络中，民族主义是与自由民主同等的政治正当性原则。5 民族国家认同回应的是两个不同的认同，一个是作为政治国家的普遍的公民资格，另一个是每个人所身处的特殊的族群和文化归属问题。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启蒙思想将人抽象为一个理性的主体，自由主义将人确认为权利的主体，这些虽然是必要和合理的抽象，但无法涵盖人性的全部。假如我们将启蒙理解为是理性主义的话，那么民族主义不仅是启蒙的产物，它又是反启蒙的，与浪漫主义传统有关。按照德国的浪漫主义的看法，人总是具体的、历史中活生生的人，而非理性的载体。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总是与一定的族群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他必须获得一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必须生活在某种文化的共同体之中，否则无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观念。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是解决现代社会一体化的方案。公民国家需要民族国家作为其共同体的形式，如果自主的公民们缺乏民族的框架，共和政体就会缺少活力。民族使得国民们有了归属感，有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共同体。6 这就是说，民主宪政只能解决政治共同体的制度问题，这种政治共同体（国家）若要从普遍主义转向特殊主义，就必须与特定的语言、历史、文化共同体（民族）相结合，成为具有一体化的、拥有明确归属感的现代民族国家。在人性深处，从古以来就有一种对根源感的追求，对特定的族群、文化或宗教的归属感。民主宪政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法律体制，自身无法提供文化上的归属感，所以一定要借助民族的想象。哪怕象美国这样的没有民族传统的国家，也要创造一种公民宗教，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政治民族。民族国家不仅是利益的共同体，而且是情感的共同体。这就不仅需要民主的国家制度，而且需要民族的文化形式。共同善不仅有普世化的共和政治内容，也有特殊化的民族文化内容。在法国大革命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创造了一个公民共同体。在美国革命中，自由主义与共和社群结合，建立了新的政治民族社群。因此，在现代性的开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二是复古主义：对待外来文化也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闭关自守，二是全盘西化。 民族虚无主义：认为中国现实的发展可以割裂和历史的联系，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 复古主义：片面台高传统文化，用传统的价值观点来看待、衡量、评价现实的实际，否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本质的区别。 全盘西化：一方面把现代化等与西方化，另一方面把现代化和中国固有文化对立起来，因而把现代化的过程看作是西画文化的移植于我们民族的过程。 闭关自守：绝对的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对体现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畏之如虎，这实际上是不思变革，抱残守缺。 以上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观。 辩证的否定就是否定之否定，是科学的否定观，运用辩证的否定观，我们对待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其错误的东西，继承其积极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对待外来文化，应该有鉴别的，有选择的学习，努力走出一条既能体现现代世界文明水准又能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1、传统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它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但是，不少人错误地把传统在时间上等同于“过去”甚至“陈旧”，在形式上视作“静态”甚至“僵化”，割裂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逻辑联系。他们无法正确把握传统的历史承袭性，更难以找到它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割裂了传统内涵与当代风采的有机统一性。 传统是过去的现代，现代是将来的传统。德国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在继承中，人拥有一点实际能力，那是不可摧毁的东西；在传统中，则拥有一点绝对的东西，那是不会遗失的”。传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死寂的历史沉积物，而是一道生命洋溢的、永远流动的、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就膨胀得愈大的洪流。 “君不见传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传统之河源远流长，亘古绵延，于九曲回环中浩然荡进，不断丰富其形式，充实其内容，拓展其领域，使每一时代的人们所创获的成果，都作为传统的神圣链子中的一环保存下来，并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 因此，传统的运演与时代俱进，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必须促进历史意识与当代精神的融合，继承、创造和发展优秀的传统。 2、传统，是现代人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而是滋养现代人精神的源头，是培育现代人格的养料，是走向未来的依托。 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它无处不在地制约和阻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使投身于创造新生活的人们无不感到这负荷的沉重。 因此，在传统的洪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有泥沙和珠玉齐沉、糟粕和精华共存；它既包含着促进现代化的契机，又滋长着影响现代化建设的毒瘤。因此，既不能把传统当作神圣的偶像供奉起来，也不能把传统当作历史的垃圾，简单地予以抛弃。 遗憾的是，面对当代生活泥沙俱下的紊乱现象，不少人表现出茫然失措的价值尺度，他们难以分清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更难以分清精华中混杂的糟粕、糟粕中包裹的精华，找不到“白玉之瑕”，也淘不出“沙里之金”，真正做到取之有度，舍之有节，分寸适宜，恰如其份，而显得良莠不辩，囫囵吞枣，或人云亦云，盲目反叛。 3、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文化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文化的发展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一定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艺术、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对国土、同胞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对亵读民族感情行为的厌恶、仇视等，表现出自己的传统以及民族的自毫感、尊严感。 我们不应借口更新传统，借口继承西方社会的文化成果而否认、丧失传统的民族性。更新传统，必须强调民族的主体性。任何个人都不能回避民族的利益和命运，侈谈自我的观念更新。 只有充分发挥民族传统的独立性（肯定自己的独立存在）、自觉性（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主动性（积极改造环境的能动力量），社会文化才有勃发的活力和坚固的凝聚力。 因此，深入传统肥沃的底层，淘金般获得许许多多闪光的金沙，并熔铸成闪耀着时代光彩的金塔。 4、超越是对传统的一种否定和不满足，它追求并实现着向未来挺进的崭新层次和境界。“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正是由于在继承中超越，在超越中继承，才形成了无法遏制的人类历史长河，既不可能断裂，也不可能干涸。 但超越又是艰难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的艰辛之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灵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样，当代人的骨髓和血液中也顽固地浸入了历史因袭的沉重，虽然身着髦得合时的现代服装却并没有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现代人。 超越不是超脱。超越是立足大地而又直插霄汉般昂然挺起，是继承传统又从传统中脱颖而出，是在继承中追求发展；超脱则是双脚悬空如浮云飘移，是抛弃传统建构虚幻的海市蜃楼，是在虚无中滑向毁灭。超越，这是客观的规律；超脱，则是幻想的花朵。 5、创造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是迷人的呼唤，前进的动力、精神不竭的支撑点。完整的人是为传统所创造并创造传统的人。人总是站在双重的历史意识中，一方面，他是过去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未来文化的创造者，他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濡染、镂刻，同时又主动地选择、吸收、激浊扬清，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赋于新的特征、意义和功能，使其得到发育、成长、拓展。 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 要在扬弃地继承先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以新的成果来充实其内容、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要素，甚至重组传统的功能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崭新形态的、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并反映历史走向的新传统，从而把传世之宝与现代新观念聚合，并转化、升华为现实的巨大凝聚力和内驱力，使深厚的历史底蕴挥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6、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没有对传统的继承，个体就不会拥有创造的智慧，社会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基础，人类永远只能滞留在茹毛饮血的洪荒之中。因此，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只有在文化包裹的气氛中，人才能呼吸”。所以，“个体必须吸取文化传统，必须登上他所出生时代的文化顶峰”。离开对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智慧、品质、作风的继承，是不可能健全发展的。 科学的求异精神是旧思想的“爆破手”，是新思想的“助燃气”，是新传统的“设计师”。但必须是在继承传统精髓基础上的标新立异，而不是一味盲目地贪新骛奇。 因为，新奇之物并非都有生命力，浅薄无聊的东西也常有新奇的面孔。但有些人甚至热衷于“反其道而行之”，把过去否定的传统一概肯定，把过去肯定的传统一概否定，今日倒过来，明日颠过去，结果未获现代化，已患现代病。 7、必须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既植根于浓厚的民族土壤上，又置身于宏大的世界背景；既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又具备气度恢弘、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 也就是说，首先必须立足于五千年的中国传统，以鲜明的时代责任感，以深厚真挚的民族情感和品质，为创造更合理的文化模型而对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样，也才能获得洞悉现实和预见未来的透视力，否则，只能在“一无所有”之中“跟着感觉”做无根的、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 同时，应使这种深沉的民族历史感与开放的世界眼光相结合，在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走向中国的交相辉映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外来传统的营养成分以滋补自身。 要最大限度地汲取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汲取现代社会的一切科学文明，“洋为中用”，即采外来文化之长，固民族文化之根。在继承中吸收，在开放中筛选，在批判中提高，不断摒弃保守、封闭、落后，高擎起民族传统的旗帜，绽放出一簇簇古今贯通、中西合壁的绚丽火花。 8、在历史的渐进时期，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传统的习惯方式来思维、生活、活动，并不觉传统有一种异己的压迫感。 但在历史剧烈变动的社会转变时期，人们就强烈地感到传统负荷的沉重，也强烈地渴望从无形的纠缠中解脱，因而，使得个人情感的偶发性、不稳定性加剧，极易被不可名状的下意识所驱使，为感情所冲动，导致破坏性思维的泛滥。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突出心态。 因此，剔除情绪化的思想和情绪化的行为，具备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建设性意识，这对于发展和创新传统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 9、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其可贵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着本民族的精神。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基本的民族精神，无疑是一个民族生命之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蓬勃生长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 因为独特，所以存在；因为独特，所以不可替代。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奇葩，是一束承载传统、映照现代并昭示未来的人类文明的鲜花。它既为本民族代代传承，并为其它民族所欣赏。 欣赏是一种由衷的赞美，不是低下的恭维；欣赏是一种理性的深刻审视，不是一种观光式肤浅的浏览；欣赏更是一种洋溢着科学精神和民族气节的批判性借鉴，而不是奉若神明般的顶礼膜拜。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欣赏或称之为“赏花”，体现着一个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和厚德载物的宽广胸怀，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自信的开放与坦然的抉择，也是一个民族永葆发展活力之必需。 但吸收外来民族文化是一个辩证扬弃和自觉内化的过程，是其它民族文化的绚烂火花与本民族璀璨文化交相辉映、融为一体的过程。因此，博采外来民族文化不能采取“插花”的方式，不能生吞活剥地折下一枝插进花瓶，并摆在文化的花架上供奉礼赞。如果这样，那枯萎的不仅是外来文化的精华，还有本民族的精神。 外来的文化成果只有和固有的深层基础结合起来，才能重新开出鲜艳的花朵。还是象“栽花”一样对待外来文化吧，把外来文化的花枝深深地植入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才能使民族文化的家园鲜花竟放。 10、虽然新事物不全是有生命力的，但当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就热衷于求新猎奇时，那就叫“过激”；我们对新事物不感兴趣，也不研究、不分析的时候，那就叫“落伍”；当我们对新事物看不惯的时候，那就叫“失衡”；而当我们对有生命力的新事物冷嘲热讽甚至阻碍的时候，那就叫“顽固”。 过激”可以矫正，“落伍”可以赶上，“失衡”也可以求得平衡，“顽固”却是一种必须排除的阻力。 11、虽然新的不一定有生命力，但追求新事物始终是人类进步的永恒动力。 12、传统是过去的时尚，时尚是将来的传统。 传统是流传的，时尚是流行的。 传统在流传中更新为时尚，时尚在流行中沉淀为传统。 13、开拓者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没有抄袭别人，更在于没有抄袭自己。 第二，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说：“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适。”祖辈改造环境的文化创造，以符号或物化形式遗存下来，后辈则掌握前辈创造的文化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通过层层积淀而不断积累，这种垂直式的文化传递积累，形成民族或区域的文化传统，对现存文化保持长期的影响力。除此之外，还有水平式的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系统通过接触交流，可以互相渗透、吸收和融合，引起文化变迁与重构。要使文化正常、健康地发展，既需要垂直式的文化传递积累，又需要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的编辑规律，正是文化正常、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 传播已有文化成果，是文化传递积累的要求。其中有经过长期积淀、成为传统文化精华的部分，如历代整理出版的文化典籍；也有当代人新的文化创造，包括新的理论，新的知识，新的科学技术，新的文艺作品等。有些重大的文化创造会引起文化变迁，即文化内容和结构的重大变化。文化变迁的原因除了本民族的重大文化创造外，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也是编辑活动的一项基本任务。 � 这样，在文化传播中就会出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碰撞，需要发挥编辑活动的策划组织和选择优化功能，进行文化整合与重构，以实现文化的整体创新。在整合重构中，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保留下来，并得到新的解读和意义，在现代文化中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特质。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也被民族文化所摄取，成为民族文化新的特质。这种文化体系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 有的论者提出，创造性是编辑活动的规律。这种论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创造性的规律适用于人类的许多活动，因此需要揭示编辑活动的创造性的特点。编辑活动的创造性不仅指具体文化产品的创造(准确地说，是再创造)，尤其是指通过文化整合与重构所发挥的文化整体建构作用。编辑活动的产品，也不仅是具体的文化产品，还有由各种文化产品建构的出版文化体系，以及其中反映的理想信念、社会风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 � 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反映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传承积累和创新重构，都是文化发展的要求。没有文化的传承积累，文化就没有基础和灵魂；没有文化的创新重构，文化就没有活力和生命。而文化的发展又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它受经济、政治、科技诸因素的推动和制约。因此，这条编辑规律不仅反映编辑活动与文化的关系，也反映编辑活动与经济、政治、科技的关系。编辑活动不仅要适应文化发展的要求，还要适应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 第三，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规律。 在编辑活动中，产品质量与最佳传播时机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制约文化传播的效果。徐柏容提出的质量与社会效益同步规律，是就质量与传播效果的一致性说的。逸士提出的最佳运行规律，则在质量之外，增加了时效性和编辑周期的因素，认为在最短的编辑周期内，完成高质量的定稿品，并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传播，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本文综合他们的意见，将文化产品质量、传播时机与传播效果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目标，分析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
Q6：在团队协作中,怎样看待矛盾中冲突与绩效的关系
冲突与团队绩效的关系是企业组织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行为。它是企业组织内外一些关系不协调的结果，主要表现为矛盾的激化和冲突行为者之间的行为对抗。当前，由于资源稀缺与资源配置竞争、工作内容依赖与工作场所分散的矛盾加剧，以及跨职能任务团队和产品组织的出现，组织冲突日趋激烈。实践证明，组织冲突的存在对企业组织的运行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有些影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而另一些显然是破坏性的。如何发挥冲突的建设性作用，取决于冲突管理策略的有效选择。调查显示，企业管理者用于解决冲突的工作时间已占其日常工作时间的20%。因此，如何有效地进行冲突管理成为企业管理者提高组织绩效、实现组织目标，甚至关系到企业生存的重要问题。因此，如何在企业中进行有效的冲突管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1.冲突的原因和分类。冲突的原因。组织冲突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单一原因，也有综合原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的是企业组织内部某些关系不和谐造成的，有的是外部环境因素影响造成的。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是不断变化的。在企业组织管理实践中，企业组织冲突的一般成因可以概括为：人格差异的客观存在、个人或群体价值观的差异、个人文化与组织文化的不和谐、组织间的沟通不畅、经营活动的竞争、企业组织结构的功能缺陷、资源的稀缺性、利益分配的不信任与不合理、社会目标统一下个人与组织的对立。了解冲突的原因有助于管理者对症下药，克服负面影响。也便于管理者因地制宜，激发适度冲突，以利于组织的健康发展。2.冲突的分类。冲突的分类可以按照阶段分为潜在冲突和积极冲突。根据发生的规模，可以分为局部冲突和全局冲突，这些类型的冲突一目了然。但值得指出的是，我们讨论冲突管理是为了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冲突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也不会根据人的主观意愿随意形成。根据主客体内容的不同，冲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目标导向的冲突。是指冲突的两方或多方之间，因为期望的结果和目标不相容、不可调和而产生的冲突。目标导向冲突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冲突类型，往往涉及冲突双方或冲突各方的利益。因此，很难处理目标导向的冲突。(2)情感冲突。指冲突的两方或多方无法达成一致，在感情上或情感上不可调和时发生的冲突。情感冲突主要是由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误解，由于认知错误、沟通不及时或第三方的错误信息，直到信任失败而引起的。相互猜忌必然会导致情感冲突和情感冲突。情感冲突的解决，需要冲突双方或多方之间积极沟通和理解，从而增进信任，强化情感基础，从而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3)强烈的冲突。指冲突双方中的一方凭借其绝对优势强行压制另一方的冲突。在管理过程中，强烈的冲突很容易引起员工的抵触情绪，影响工作效率，所以也是成功的事情
是指两方或多方之间因规章制度、职责任务、方法程序、工作分配等问题而产生的冲突。这种实质性的冲突在管理过程中是可以有效解决甚至预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