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为支援三线建设。在毛“备战备荒为”、“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有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三线。
你见过最老实的人有多老实？
我爸爸就是一个特别老实的人，不但老实还倔，上班的时候单位管他叫w老倔。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为支援三线建设。在毛“备战备荒为”、“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有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三线。
我爸妈所在的单位也动员大家勇跃报名。当时要是去三线可以带亲属不用下乡。我妈为了不让我老舅、老姨下乡，就让我爸报名了，然后就去我姥爷家说这个事，我姥爷坚决不同意我老舅、老姨去三线，因为我爸去的地方是湖北孝感。姥爷说了两个理由，一是湖北离东北太远，不方便。那个时候坐火车估计得好几天能到，在一个湖北太热，北方人去了不适应。
这一下子我妈傻眼了，我爸要是去了家属一半会还去不了，当时让我爸去三线也是为了我老舅、老姨。人家不去，把我爸弄那么远干什么呀！我妈连夜从我姥爷家赶回来，得想办法不让我爸去呀！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什么事回旋余地大。我爸老实在全厂是出名的。他不可能找领导说这个事情。
我妈硬着头皮去找管这个事儿的领导，人家根本不见我妈，我妈就上人家门口等，连续等了两、三天晚上，和人家讲困难呗。好在这个领导原来和我们家住过对面屋，就是两家用一个厨房，两家用一个厕所的那种。当时两家关系还不错。终于答应我妈把我爸从支援人员名单里拿了下来。
现在我想，当时我爸要是不那么老实，不听我妈的，后面就不用费那么多周折了。
人老实不要紧，但得有主见，也可能是那个年代的老人像我爸这样的老实人多。像我爸四岁没妈，我爷爷领着三个儿子生活，也没上过什么学，没享过什么福。后天缺乏学习能力等各方面的培养。好在我们三个女儿继承了父母的优点，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去走。
如何看待今日浙大和哈工大同上热搜？
浙大和哈工大同上热搜，只是一个得到网友的吐槽，一个得到网友的立挺。
两所学校能上热搜，是因为处罚违纪学生的不同态度。
大家都知道，浙大最近出了一个未遂犯，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刑。
浙大对他的处理是留校查看。理由是他有自首行为，犯罪行为及时中止，又是初犯。
真实的原因是这个叫巴特尔的同学是哈萨克族，又是来自贫困地区。浙大为了“民族团结”对巴特尔的网开一面，显然有违了教育的公平，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这个巴特尔还劣迹斑斑。考试作弊、挂科，经常泡吧，连毕业设计都是老师原谅了才过的。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巴特尔还是个撩妹的惯犯。据当事女生爆料，巴特尔在骚扰他们之后，甚至在法院下达了刑事判决书之后，巴特尔还骚扰了其他女同学。
一个贫困学生，拿着贫困奖学金。一边玩着高档相机，一边撩妹泡吧，这还是在他有个博士女友的情况下。
浙大对巴特尔的从宽发落就连当事女生也看不下去了。指责校方对巴特尔“保护过度”，如果校方能早点公布巴特尔的劣迹，可以避免更多女生受害。
为了保护一个巴特尔，而让其他的浙大学生，尤其是女生受得身心的伤害。不知道浙大要给人们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也不知道浙大的竺可桢老校长的板是不是都呯呯直响。
浙大此举，毁了一座百年名校的声誉。
与之相反的是哈工大对两位违纪学生的严厉处罚。
杨某和黄某某都是哈工大四年级的学生。杨某之前已经拿到了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职位，加之人在深圳。为了节省机票钱，他委托同学黄某某帮他参加期末考试。
事情败露后，学校对杨某和黄某某的处理决定都是：开除学籍。
尽管很多人为这两人惋惜。都大四了，马上毕业了，就因为这点事两个人的学业全都完了，感觉学校也太严厉了点。
而且今年情况特殊，的蔓延让很多平时看来很普通的得困难。杨某和黄某某做法肯定不对，但似乎情有可原。
但哈工大还是坚决按校规校纪处理了，赢得了网络的一片叫好声。
网友们将哈工大和浙大的处理结果对比了一下，有一种高下立判的感觉。
想起了历史上国共两党对违法犯罪的高级将领的不同态度。红军师长黄克功因为女战士拒绝和他恋爱，枪杀了她。结果黄克功被判处死刑，公开枪决。
而几乎在同一时候，团长张灵甫怀疑妻子出轨，在菜地里将其打死。国民党百般包庇，最后在全国妇女的强烈下将他收监。抗战爆发后很快被放出，张灵甫成了让人仰慕的英雄。
最终的结果是，党得了天下，国民党走向了灭亡。
浙大的管理者应该好好去补补历史的这一课。
你有亲眼目睹过别人的隐私吗？
一次学生组织的聚餐中，无意有意的看到了朋友的手机聊天记录。聊天的内容其实还不算特别隐私，只是和朋友的人设差距有点大，甚至是相当的大。 当然，朋友知道聊天记录被“偷看”之后，很是生气，于是这边就各种道歉。 软磨硬泡，花了很长时间才修复一段友谊，当然应该说没有回复如初···
还有就是一不小心看到了不该看的隐私，还要假装没有看到过，这种其实亦是很煎熬的。
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隐藏的一面，都有自己的阴暗角落，都有自己不能，或不愿为外界所知的秘密，最好是别看别人的隐私，哪怕再亲近的人，哪怕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哪怕是ta们主动让你看。
因为一不小心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会影响你和你的世界！保留一份距离，收获一份美好。正如古人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性学教父潘绥铭认为女性文化程度越高？
有着“性学第一人”之称的潘绥铭已退休，但他脑子里仍继续琢磨着人最隐秘的“大事”——性。很多人觉得，当下社会对性的问题越来越开放，甚至“乱套”了。但在严谨的调查报告中，潘绥铭却看到了更真实、更丰富，也与人们印象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他要通过这个工作，“肃清现在很多的胡说八道”。
兰州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巨大的蓝色背景板上几个大字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非常庄重的场合：社会学会2016年年会。
当天，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陆续进场入座，大都表情严肃。茶歇时，人们含蓄得体地交流着。突然一位老人起身离座，他戴副眼镜，头发稀少，耳大鼻挺，皮肤黝黑，一张卡通脸。手中提着一个白色帆布袋，袋子是他找人做的，上书五个黑色大字——“还我吸烟权”。原本有些拘谨的会场氛围，一下被这个袋子打破了。
很多人认识他，潘绥铭，大学教授、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他不是为了吸烟而来，他将主持一场讨论“性的社会文化问题研究”。
有着“性学第一人”之称的潘教授已于两年前退休，但他脑子里仍继续琢磨着人最隐秘的“大事”——性。2015年春季，由他牵头，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做的第四次“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实地调查展开。
到现在，这次调查的分析报告终于到了收尾时刻。潘绥铭翻出过去十六年里开展的前三次全国调查，与这次做着对比。很多人觉得，当下社会对性的问题越来越开放，甚至“乱套”了。但在严谨的调查报告中，他却看到了更真实、更丰富，也与人们印象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潘绥铭说，他要通过这个工作，“肃清现在很多的胡说八道”。
最头疼的事
走进大学社会学系，第一间办公室就是潘绥铭的，在走廊的起点。面积不大，两张办公桌，两个书柜靠墙而立，很多书摆不下，堆在地上，它们大多与“性”相关，“性革命”、“性历史”……
几年前，潘绥铭从内蒙古一路游历到陕西，在西北地区进行调查。他不在的时候，学生们来办公，顺手将烟灰缸收走了，再想抽烟时，他只好捡张废纸，叠成盒，将烟灰弹在里面。他烟瘾大，一天一包，这两年来，控烟力度加大，再加上亲朋好友苦劝，让他感觉很不自在。
但这毕竟是个人难题，更令他操心的是人对“性”的态度，以及人们对他研究的不理解。
曾有人建议潘绥铭将全国第四次“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报告集结成书，找出版社出版，他说，“95%可能出版不了，还不如在网上发一发”。
写一篇几百字的配有统计图表的调查报告，一般耗时两三天，文中数据等信息需要不断核实，潘绥铭却乐在其中：“书本身不重要，想知道的人有地方能看就行了。”
短则一天，长则隔上半个月，潘绥铭的博客就会更新一篇性调查报告，截至目前，已经发布了38篇，有的文章经新浪博客推荐后被更多人阅读。潘绥铭关闭了博客的评论功能，读者有问题可以给他发送只有双方能看见的“小纸条”。
只要有人发小纸条或者邮件，潘绥铭都尽量回复。有人骂他，他会回两个字“谢谢”。有外校学生做“性”主题的研究调查，向他请教，他也会指点一二。
每当写完一篇博客，潘绥铭就会端坐在电脑前，静待“小纸条”的出现，很快，屏幕的右上角开始出现红色的消息提醒，一条、两条、三条……
他兴奋地点开，又随即变得失望。大部分人反馈的信息是：潘老师，我看不懂你写的博客。“各种各样的看不懂。”潘绥铭叹气，有反映图表看不懂的，有说文字看不懂的。他直摇头，说自己在博客上发布的内容，已经尽量通俗化，用最简单的文字表达和图表形式呈现，和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内容完全不同，没想到，阅读障碍仍然存在。
从学术上能讲清楚的问题，怎么能够让老百姓读懂，这是令潘绥铭最头疼和纠结的事情。他说从他刚进学界就有这个问题，一直缺乏学术翻译，不光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是。
“”老年人
1998年做完东莞的初次性调查后，潘绥铭开始着力做全体人的性调查，在他主持下，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完成了第一次“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之后基本上每五年一次，于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又完成了三次。每次调查的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和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为的是具有历史可比性。
随着性调查的逐年推进，潘绥铭也由青壮年步入老年，2000年做调查时，他得了高血压，时常头晕、心悸，口袋里装着常备药。
身为66岁的老人，潘绥铭很关注同龄人的性，全国第四次性调查显示，2000年到2015年，在50-61岁的男女中，“乏性”的人（每个月不到一次）已经从60%下降为40%；“富性”的人（每个星期有2次及以上性生活的人）从1%增加到10%。21世纪的这15年来，年长者的性生活明显增多了。
统计数据出来后，潘绥铭很高兴，他慨叹这一代的老年人在性生活方面，比前一代老年人“”了很多。“这是我们这一代自己努力的巨大成果，也是我们的独特价值的充分体现。”
对于近年来，社会上热炒的“老年人”，甚至由此感染艾滋病的话题，潘绥铭嗤之以鼻，他用调查数据说话：36岁以后，男人找“性工作者”的比例一直在持续减少；50岁以后更少，平均约5%，这与24岁到31岁的男人（平均20%）相比，只有他们的四分之一。
潘绥铭对社会热炒这类话题有些愤怒，他觉得这是对老年人新一轮的社会歧视，而他要做的，就是消灭这些不公平的说法，“网上胡说八道的太多了，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人乱套了，每个人（性行为等）都在增加，但绝没有人们说的那么厉害。”
著名性学家方刚认为，老年人在性方面，在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地正视、满足自己，那是他们的权利。年轻人应该尊重、理解、支持，每个人都会到老年，性是生命的一部分。
除了对老年人呈现出来的数据感到高兴外，潘绥铭通过调查过去12个月里有过性生活的人，将“性障碍”的各种情况与前三次调查比较，发现自第一次全国性调查的这15年来，男性除了长期和疲软这两个现象略有增加外，其他各种“性障碍”都或多或少地减少了。他分析，这主要是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男人对于自己的性变得自信、自然和自如。女性的变化亦如此。
最真实的调查
现在对网上调查，包括近来的、微博等调查，潘绥铭一概不信，他认为这些调查的前提基础就是失实的、错误的，过程和结果都在自欺欺人。
几乎在每篇博客的文末，潘绥铭都会附上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写明调查的历史比较，历次的随机抽样、调查地点、方法、内容和统计方法等，其用意有二：一是向普通读者说明，二是暗含着针对某些经常随意发布各种调查数据的公司或团体，“有一个敢站出来说，你是怎么调查出来的吗？”
潘绥铭主持的第四次全国性调查从2015年3月开始，持续半年左右，调查员均为学生，先是小规模的，由课时较为自由的研究生做，等到7月份放暑假，交给本科生。
调查对象是境内18到61岁、能识汉字的群体，潘绥铭强调要识字，才能独自对电脑作答。他和研究所团队采用城乡分层，根据人口规模与离婚率进行随机抽样，直接抽取县级单位，然后抽取街道或镇、居委会或行政村，再按照当地居民的住户名单和流动人口的地理位置，等距抽取个人。
各组人员在当地调查3天以上，通过居委会或行政村邀请被访者到访谈室，别、一对一地、在封闭空间中进行调查。调查过程并非通过对话，而是将调查问卷制作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被访者按键盘独自完成。
2016年4月14日，上海“性文化世界之最”展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举办。
调查员要事先告知被访者这是一次性调查，被访者可以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如果被访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回答86个问题。如果什么情况都有，则回答192个问题。均为匿名作答。
若被访者的文化水平较低或年龄较大，不会用电脑，调查员会先教其如何按键，学会操作后，才让他在笔记本电脑一端独自作答。调查期间，调查员在另一端静候。
就这样，2015年，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动用了140多名学生，前往全国103个县级地理区域中的街道和镇（城市居委会67个，农村行政村36个），每个调查地点完成大约50个问卷，总共带回来 5136个合格样本（男性占48.1%）。
独处时代
2015年9月底，潘绥铭开始将全国103个地方的调查数据收集汇总，数据首先直观呈现出来的是被访者的“拒到率”越来越低，而“拒答率”却是越来越高了。
潘绥铭解释道，这意味着人们得知要去回答性问题，觉得无所谓，不会像以前那样羞涩扭捏，而当访谈开始，有的人看到问题，会拒绝回答很多，或是中断离去。很多人不愿意说出来，哪怕是匿名作答，也不愿意表露。女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是性的独处”，潘绥铭分析道，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心理上也越发自我享受，封闭起来，“他们已经只能独自生活在自己的心灵里，任何一个真实的别人，已经很难闯进他们的世界”。这不仅从调查过程中能体现出来，从来自夫妻的调查数据，潘绥铭也看到类似端倪。
潘绥铭发现，第四次全国性调查中，夫妻的婚姻满意度15年来在持续下降，预计到2020年，对于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的夫妻，将减少到只有一半左右；夫妻双方的互爱程度在2015年出现下降，而“日常亲昵”更是降到15年前的水平。
夫妻之间关于性生活的交流，也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潘绥铭将“从来没有交流过”和“仅仅是通过表情或动作，不谈论”的夫妻加在一起，达到总样本的三分之一。
这种无言，使得夫妻间同床异梦，“体交而神不交”，但为了让对方满意或是敷衍，假装性就成了常用的“伎俩”。2015年的全国调查，过去12个月里，48.3%的夫妻假装过性，“这还谈得到‘’吗？”潘绥铭反问。
消极的性对婚姻不利，尤其是男性，年龄越大，在性方面可能就越孤独，越不肯与对方交流，仅“尽义务”。潘绥铭发现50岁以上的男人往往不是不能，而是不喜欢做、不想做，甚至反感。
而另一方面，调查显示的数据似乎出现矛盾，人整体的性生活频率却是明显增加的，2000年到2015年，在18-61岁的总人口里，高频率地过性生活的人（每个星期至少3次）增加1.4倍，达到五分之一。低频率的人（每个月最多一次）则减少60%。潘绥铭认为这主要来自社会文化的变迁，21世纪后的“性化”进展——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与“性”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整个社会走向“性”无所不在的局面，性生活很宝贵的观念日益普及。
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观点：性的专一，还有多大可能？调查数据显示，无论男女的多和外遇的数据，都是成倍增加的。
这看似只是“性”的问题，但也反映出整个社会观念在发生着变化。
大学生更加保守
早在1991年，潘绥铭就开始了大学生性行为的调查。大学是社会的缩影，大学生的各种变化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动向，有的超前，有的滞后。这些年来，人们常能看到大学生性开放的新闻——如何之多，更换如何之频繁，高校周边日租房爆满，大学生艾滋病发病率上升……大学生的“性”，超前了？甚至，乱套了？
潘绥铭却从历次调查里，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他发现，最近20年里，大学生中有过性生活的人的比例，确实在一直上升，而且还将继续上升。但即使到了2020年，男生中“有性”的可能比例也不过是三分之一，女生中是四分之一强，“这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在校男女大学生与同龄的非在校年轻人相比，在恋爱行为和性生活比例等方面远低于后者。他得出结论，大学生恰恰是当今社会里，相对更加保守的群体之一。
在潘绥铭看来，这与大学对学生的严格管理有关。潘绥铭说，还有管理严格的集体宿舍、装着摄像头的教室等等，大学的开放性是比较差的。
性学家方刚也同意潘绥铭的说法，“这点很好理解，学校里（大学生们）有学业的忙，（学校有）各种规范。大学校园是一个互相管理、监控的场域，社会上的（管理、监控）则更少。”
1991年到2015年，潘绥铭已经做了七次大学生的性调查，纵向比较，大学生们的性行为一直在增长，1991年到2001年，这十年间基本上是持平的，增速缓慢，2001年以后，上升指数上扬明显。
“整个上个世纪90年代，大学生是拒绝‘性革命’的。”潘绥铭说，那时的大学生是真正的跃入龙门的天之骄子，完成学业的压力大，事业心强，校方的抑制也多。而自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让更多的适龄年轻人走入了象牙塔，大学生平民化了，也不再把自己当作骄子和精英看待，自身的约束力下降，这是近十几年来，大学生性行为一路上涨的原因所在。
2005年1月，以性教育为主题的“性吧”在深圳面世，这个位于深圳市计生中心一楼的“性吧”，将严肃的性教育与品茶聊天结合起来，让人易于接受。
如果有一天，大学生们在性行为等各项数据上高过了同龄的、社会上的非在校人员，潘绥铭也不会感到惊奇，“全世界都这样。”
摇滚老人
调查分析系列报告陆续更新着，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题已经确定，潘绥铭要谈一谈“保守与开放”。人们常说人传统，性观念比较保守，现在变得越来越开放。但潘绥铭要细化，性关系、性行为、性意识，至少这三个方面，哪个方面变得更开放了？哪个方面又变得其实保守了？
“很多人是思想开放，但是实际上不做什么，”潘绥铭举了个例子，“最早的性解放理论来自康德，康德一辈子基本上没有性生活。”
在潘绥铭的调查中，这叫做“无性者”。以27-35岁这个年轻气盛的群体为例，从2000年开始，不论男女，“无性者”的数据都一直在上升，“不但没结婚，也没有过性生活的人，在2015年居然达到10%左右，2020年达到20%左右。”
所以保守还是开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潘绥铭决定，仍要用数据说话，他透露将把68个方面的东西汇总，得出一个类似团体总分的数值，将之与以往进行比较。
退休后的潘绥铭一身休闲装扮，看上去和逛菜市场或在公园里溜达的老人们没什么区别，但他却没有静享天伦之乐，除了继续做调查之外，还在带博士生。
“知识分子唯一的好处是不存在退休这一说，所谓退休是你真的写不出东西来就是退休了。”潘绥铭说，退休后，自己反而能更自由地写文章，少了高校里种种考核限制，而他现在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过去的两倍。
学术之外，潘绥铭爱唱歌，而且唱的多是摇滚歌曲，他和学生们一进KTV专挑崔健和黑豹的歌曲，他的嗓门高亢，沙哑中透出磁性，一点没有暮气。
西安中铁中学校长被指喝醉找代驾？
第一，为什么不是被举报的人自己出来回应，而是另外一个领导出来回应？
另外一个领导出来回应此事不实，这很难让人信服，而且口说无凭，要拿出不实的证据来，举报的又不是你自己，你怎么知道不实，很明显，这只是替校长公关而已，如果说不实，还得校长自己站出来。
第二，校长不站出来回应此事件，那别人再怎么说“事件不实”也没用，还得相关部门介入调查。
就目前来看，教育局已经成立调查小组介入调查，相信事情的很快大白于天下，事件是否属实，拭目以待。如今自媒体这么发达，任何事件都要给工众一个交代，如果调查结果属实，肯定会依纪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