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森述,吴海清

Q1：马森述是哪里人？

那具体的你要把他的详细信息说的更详细一些，这样才能保到帮助到你

Q2：如何查询江西省纪委马森述办公室电话

Q3：怎样理解《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条例的第六十八条？

“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要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理。”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今日介绍，要强调组织参加的是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正常范围内的老乡、校友、战友聚会并不违反党的纪律，三五个朋友、校友、老乡聚一聚，很正常。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参与两项党内法规起草工作的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围绕网友们关心的《条例》的相关问题进行解读。　　关于党员现在还能不能参加一些“校友会、老乡会、战友会”这样的联谊活动？马森述介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8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要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马森述特别指出，这条规定针对的仅是“党员领导干部”，体现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高要求。　　他强调，这一行为违反了2002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总政治部联合下发的《关于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组织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这就是违反规定。也就是说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构成违纪的前提是违反了这个规定。　　该通知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各种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不得担任这类组织、联谊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不得在这类联谊会中担任相应职务；也不得借机编织“关系网”，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更不得有“结盟”“金兰结义”等行为。　　此外，马森述表示，要强调组织参加的是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所谓的自发成立主要是指未经登记注册。因此，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正常范围内的老乡、校友、战友聚会并不违反党的纪律，三五个朋友、校友、老乡聚一聚，很正常。　　也就是说，组织参加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与组织参加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聚会活动不是一回事，只有违反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才有可能构成处分。　　正确理解该条需要把握三点：　　一是该条规定的主体仅是“党员领导干部”，体现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高要求。　　二是该条所称的“有关规定”是指2002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的《关于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组织的通知》。即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行为构成违纪的前提是违反该规定。该通知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各种联谊会之类的组织，不得担当这类联谊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不得在这类联谊会中担任相应职务;不得借机编织“关系网”，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更不得有“结盟”“金兰结义”等行为。　　三是该条所称的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是指未经登记注册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　　因此，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正常范围内的老乡、校友、战友聚会并不违反党的纪律。要注意区分该违纪行为与组织参加老乡、校友、战友之间的正常聚会活动，只有违反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才是违纪。

Q4：中国海商法协会的理事成员

Q5：谁来监督一把手

半月谈时政热点：谁来监督一把手◆ 十八大以来被立案审查的240名中管干部中，党政“一把手”达60多人◆ 不是“一把手”的，违纪违法问题大都发生在担任“一把手”期间◆ 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 “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 设计权力监督体制机制的关键：防止“一把手”变成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公民，解决各级对“一把手”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能监督的问题今年3月，广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十项措施》。这份措施规范的对象涵盖广州所有市管“一把手”，包括各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以及市直各单位、市人民团体、市属企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这份措施从规范对象，权力清单制度，选人用人责任，违规干预、插手有关事项记录制度等方面，对强化“一把手”监督进行了明确规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鲁照旺对记者说，“一把手”是权力监督“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规范其从政行为，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的重要前提。“对‘一把手’的监督，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难局。”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看来，“党风廉政建设要想取得根本胜利，首先要啃下‘一把手’监督这块硬骨头。”警惕“一把手”带病在岗3月28日，河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消息，“吴亚飞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吴亚飞去年12月卸任保定雄县县委书记。随着他的落马，河北省保定市所辖24个县(市/区)中三分之一的县级“一把手”落马。《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梳理发现，自2014年下半年至今，河北保定落马干部中，至少有8位落马前担任或曾担任县委书记或县长。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地市“一把手”倒在反腐利剑之下。据人民网报道，在2016年，至少又有17名地市市委书记或市长被查，其中有6人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及济南、合肥、洛阳、焦作、三门峡、内江、衡阳、宁波、珠海、潮州、巴彦淖尔、乌兰察布、呼伦贝尔、铁岭、葫芦岛等市。而在过去的一年，书记市长双双落马这一非常态现象，也继续在一些城市发生。这既证明了执纪监督敢碰硬、动真格，也凸显出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紧迫性。在以往案例中，甚至还出现连续三任“一把手”落马的情况。例如，广东茂名市委书记、昆明市委书记等职位。纵观被查处的干部，“一把手”也占相当比例。据《人民日报》披露，十八大以来被立案审查的240名中管干部中，党政“一把手”达60多人。不是“一把手”的，违纪违法问题大都发生在担任“一把手”期间。这一现象，也同样被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一组统计数据所印证。该研究院统计了2000年到2014年3月底公布的大部分案件，结果显示，在367个厅局级腐败干部中，其中担任“一把手”职务的有219人，占同期被查处的厅局级腐败干部总数的60%左右。2015年5月1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发文指出，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央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很多都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从以往查处案件看，党政“一把手”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五方面：一是违规用人。借选拔任用干部、组织人事调配之机收受钱物、索贿受贿、买官卖官。二是违规用权。利用手中的资金拨付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司法权、建议权等收受贿赂，谋取私利。三是违规决策。在“三重一大”问题上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致使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四是违规收受各种礼金“红包”。五是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引发“塌方式”腐败由于“一把手”在领导班子中位置特殊，往往会影响和带动一个班子、一个单位的方向和风气。2016年11月23日，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做客中纪委网站访谈节目时谈到，领导干部的行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一把手”违纪违法最容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比较典型的案例有，2015年1月，广东省纪检部门查处了72名干部涉案的乐昌市“红包”腐败窝案。在11名原市委常委中，包括市委书记李维员在内的9名市委常委涉案，“红包”礼金达450多万元。尽管有中央八项规定的严格要求，但乐昌市“一把手”带头收“红包”，最终引爆了“塌方式”腐败。今年5月3日，陕西省旬阳县第一期“回炉锻造班”开班，15名学员接受集中培训教育，其中包括县国土局原党组班子7名成员。一个县级直属部门党组的7名成员，因为违纪腐败全部被免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局的两任局党组书记、局长都“倒”下了。之所以出现如此“塌方式”腐败，没有选配和管理好“一把手”是关键。“地方腐败窝案的根子往往在‘一把手’权力失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认为，“一把手”位置关键。与其他官员相比，如贪念一起，其可以伸手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负面影响更加恶劣。上海财经大学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教授说，“一把手”影响面大，易在下属中形成一种“追随心理”，导致本地、本单位或本部门内“颓腐风”盛行，引发窝案串案。在2016年年底热播的大型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第八集《标本兼治》中，曾任国资委主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忏悔道：“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管住了‘一把手’，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中石油出了这些问题，腐败的问题，我是负主要责任的。我带头破坏了制度，别人也能破坏制度;我腐败，别人也能腐败，所以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可见，腐败也是有示范效应的，也可以一级带动一级变腐变烂。要治腐败的根，就需要先把“一把手”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监督到底难在何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是对监督“一把手”现实难题的形象描述。“一把手”监督难在何处?其一，用人方面的监督。“有些‘一把手’热衷于搞小圈子，直接提名‘自己人’，以各种方式强行使其进入选举程序。也有的‘一把手’通过所谓的‘内部酝酿’选拔‘意中人’进入班子，大大削弱其他班子成员的话语权。”李成言说。其二，决策方面的监督。“有些‘一把手’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变着手法操纵班子集体决策权。”李成言举例说，“比如在决策时，擅自对‘三重一大’内容作出自己的解释，以便自行决定什么决策可以上会;或私自进行幕后交易，一手操办了决策;或在重大决策上，绕过集体讨论的必要程序。”其三，使用资源方面的监督。在没有严格监督的环境中，“一把手”很容易利用权力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谋取私利。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一把手”监督难，有权力过度集中、监督主体缺位、监督制度不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执行不到位等多种原因。在鲁照旺看来，有的“一把手”仍存在特权思想，主动接受监督意识差，在推动工作的过程中易集权、揽权、创权、任性用权。而下级对“一把手”也习惯于俯首称臣，唯唯诺诺，助长了“一把手”的专断和霸道。“党内文件规定，重大决策、重大人事安排和重大资金决策，必须由集体决策。”李成言说，“有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班子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不到位，致使‘一把手’个人说了算。加上党务、政务、财务、事务的公开机制不健全，为‘一把手’搞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四大措施力破难局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要防止“一把手”变成超越于党纪国法之上、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特殊公民，解决各级对“一把手”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能监督的问题，是设计权力监督体制机制的关键。第一，形成权力明晰、规范、透明的运行机制。“围绕‘一把手’用人权、决策权、财经权和管理权等，进一步明确‘一把手’的权力内容、权力边界、权力行使方式和程序、与权力对等的责任等。”李成言建议，进一步完善公开机制，建立健全各级党政“一把手”职责、权限和权力运行程序、结果等情况公开机制。第二，明确监督责任，整合监督力量。“建立健全‘一把手’问题预警机制，把监督关口尽量前移，力求能尽早发现问题。”麻国安建议，不但要强化班子内部监督、强化专门机关监督，更要强化“全方位”监督，形成监督合力。“尤其要充分激活下级对‘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第三，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筑牢有效的制度保障。鲁照旺建议，进一步完善干部人事制度，真正把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交给组织、还给人民，而不是掌握在“一把手”手中;提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防止和克服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一把手”化的现象。并完善法律监督，着力解决不同程度存在的权大于法、少数“一把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问题。第四，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鲁照旺建议，加强对“一把手”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并严肃追责。“一旦发现问题，不论涉及到谁，不论官大官小，决不姑息养奸、包容纵容，必须从严从速、一查到底。”

Q6：2020年能否实施监察官法？

监察官制度是在监察法中首次提出的，迄今尚未在部分地方或部门开展试点。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简称《公报》）。《公报》明确，2020年要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并推动研究制定监察官法。今年将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全会提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意义重大。要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其中还提到要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推动研究制定监察官法。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下简称监察法）。出台此法是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监察法起草组成员马森述曾指出，制定监察法，有利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有利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监督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今年是《监察法》正式施行第三年，中央层面提出要在今年制定监察法实施条例。南都记者注意到，早在2018年4月，监察法通过施行不到一个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就印发《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创制政务处分。同月还制定出台《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进一步明确了六类监察对象的具体范围，列明了监委管辖的88个罪名，明确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管辖分工和协调等事项，为监察机关履行好职责提供了制度保障。2019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印发《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关负责人表示，《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作为监察法的实施办法，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相衔接，与刑事诉讼法、刑法等国家法律有效对接，将发挥推进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作用。制定监察官法被纳入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监察官法则在监察法表决通过的当年就已被提上立法日程。南都记者注意到，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深刻把握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的基本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条不紊推进政务处分法、监察官法等法规项目的起草工作。2018年9月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公布，监察官法被纳入。2019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第三次新闻发布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新闻发言人岳仲明首次亮相，介绍立法工作相关情况。据岳仲明介绍，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岳仲明表示，2020年要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将制定监察官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社会救助法、法律援助法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近日撰文指出，改革领域的立法通常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固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至今已近三年，但监察官制度却是在监察法中首次提出的，迄今尚未在部分地方或部门开展试点，在短期内恐怕也难以形成比较全面、稳妥、有效的经验做法。倘若匆忙制定，可能导致法律内容脱离现实，从而难以为预期的监察官制度提供良善的规范和指引。秦前红建议，从立法思路层面考虑，制定监察官法宜遵循“宜粗不宜细”的思路，即只对相对宏观和实践中已经明确的内容作出规定；至于更为细致的内容，可以先不做规定，经过实践探索后，今后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加以完善，以免规定过于细致限缩了实践探索的空间，以及实践突破规定的情形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