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就有答案
Q1：夏商西周时期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天命信仰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就是体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对于大自然的一个探索，对于大自然的认识的一个局限，这个事实上就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对于这个世界认识的一个反应，我觉得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生产力背景之下，会有不同的反应。
Q2：夏商周时期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天命信仰的关系
这个粥是讲究的古代一种信仰的情况。也就是人们崇拜的一种图腾。特别对那种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为上天的结果。
Q3：中国最古老的宗教是什么？
最古老的宗教当然是原始宗教。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宗教当包括以自然崇拜为中心的原始宗教,以上帝天命崇拜为中心的三代秦汉宗教,以上层人士为主体的信仰对象——本土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以及以下层人士为主体的信仰对象——民间宗教。在中国，又习惯地将民间宗教以外的宗教统称为中国传统宗教。 中国传统宗教的源头是中国原始宗教。中国原始宗教以其自然崇拜、灵物崇拜与灵魂崇拜、图腾崇拜、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与偶像崇拜的形式表现出原始自发宗教的信仰特征,即多神崇拜。我们说,在原始自发宗教中崇拜多神,那是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曾出现过的现象。至于人为的宗教产生以后,尤其是统一的至上神产生以后,还仍然奉行多神崇拜,那就是中国宗教所特有的现象了。这一特点的形成是在华夏传统宗教信仰的形成时期,即三代秦汉时期。 三代以降,以庶物为崇拜对象的原始自然宗教继续流行,诸等天神与地祗,以其各自的超自然性而受到人间的崇拜。中国宗教并未随着夏代在多神之上出现了百神之长的“天神”,殷代产生了至上神“帝”,以及周代出现了“天”(上帝),而就此结束多神崇拜去奉行一神独尊。在夏商周三代奉行的天神崇拜系统中,反映自然属性的具体之神共存于天庭之中,各行其职。至上神与众神的关系只是隶属关系,彼此并不相互对立和排斥。这是从同一的无神系统来说明多神的共存与互容。我们从另外的系统或方面,同样能看到这种特点的存在。
Q4：简述西周时期敬天保民思想基本内容和意义
基本内容：第一，要牢记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不能贪图安逸，忽视政事。周公多次告诫人们，殷商之所以失国，是因为“酒荒”。作为继承商朝的周朝统治者，他应该永远记住这一历史教训，“不要争辩是人民赢了酒”。周公认为周人虽然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周朝一旦失德，仍将受天罚。“天道死于阴，阴也死了，我还有几个星期要受罪。说不上来：绝技总是在休息。如果太晚了，我不敢知道：这最终是出于不祥的预感。”这段话的大意是，虽然我们的周人承担了原本属于殷人的命运，但我不敢说我们的根基会一直这么坚固美好。第二，要体察民情。周公认为，治理百姓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统治者要小心谨慎，一刻也不能闲着。“治民只怕，不舍得。”周朝的政治统治要巩固，就要让百姓幸福，能否让百姓幸福，就看统治者能否体察民情。周公不止一次告诫他的王侯子弟，要“知麦城之苦”，要“知百姓之苦”，要“知王之依赖”。观察人的感受不应该局限于了解人的疾苦，更重要的是应该观察人的心理。周公认为，恶人的冤屈，往往源于掌握政治的人的政治失败。如果那些掌管政治的人互相欺骗，坏人就会抱怨。明智的统治者应该善于了解小人物的恩怨经过，并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第三，要慎用刑罚。周公认为，惩罚是国家维持秩序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引发民怨。商代后期的滥刑导致民怨沸腾，这是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所以周公主张统治者修身养性，慎用刑罚。《尚书康诰》年，周公告诫康树峰“以义诛杀”。在古代，正义与正义是相容的。“义、刑、杀”指的是刑、杀，即刑罚的使用必须适当。对于如何正确使用刑罚，周公认为，正确刑罚的关键在于按照既定的国家法典使用刑罚。”不要用“不求夷人”，而求和夷人的意思是“定期惩罚”。统治者在使用刑罚时应该以此为依据，绝不能随意使用刑罚。一方面，周公主张统治者应根据国家法典使用刑罚；另一方面，他还主张统治者要根据罪人的有罪态度来调整刑罚的轻重：“人有小罪，虽不坏，但只有结局，且不犯自己的错误，但必杀之。罪大恶极，但不是结局，只是灾难，而且刚刚好，极其愚蠢的时候是不可能杀人的。“如果一个人犯了比较轻微的罪行，但没有想过悔改、自省或忏悔，这样的人即使罪行不严重，也必须被杀死。如果一个人犯了重罪，但表现出忏悔和悔过，并且犯罪有理由，他就不能被杀。同时，周公还主张对那些犯罪、奸淫、杀人越货、无友无孝、不服从国王命令的人要严惩，使刑罚能够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意义：“尊天护民”思想是商周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周用“民情可见”的观点来解释命运，并把它理解为一个可以被认识的对象。至于对待命运的态度，他虽然主张顺从命运，但并没有盲目依赖命运。周公甚至明确指出：“天道不可信，我只擅长天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人文主义的发展方向。此外，周强调
商盘庚在圣旨中反复强调“先王有衣，惟命是从”，他不仅要按照祖先的教诲行事(“传世”)，更要按照神的指示行事。殷人没有“敬天”之名，却有“敬天”之实。“尊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成王与周公旦的对话中。程曰：“公不敢不敬天下事.让它被赐予亿万年来尊重天堂的其余部分。”人们之所以“敬天”，是因为天“为哲学而生，吉凶祸福，寿数年”。“人生哲学”是决定政治道德的规律，“人生好坏”是福与祸的减少，“人生岁月”是国家的决定。虽然“哲学”是一种宗教理性，但它具有积极的意义。总之，“敬天”是殷周思想的基本原则，其他一切都要以此为基础。“保民”就是为安邦治国，让民乐成为事业。这是政治的基本任务。殷周在如何治理百姓的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分歧。殷统治者把治民的政治任务称为“畜民”和“承民”，把民称为“畜民”。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景天宝民。
Q5：夏商西周
夏朝 （约公元前 2070至 约公元前 1600）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标志着中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他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夏朝总共传了十四代，十七个王，延续近五百年。（夏朝的世系年代无定说，此为一家之说）夏禹治水有功，被禅位为天子，成为夏王朝的建立者。禹即帝位后，都于阳翟（音「敌」，今河南禹州市），又曾都安邑（今山西安逸）或平阳。他一再会合诸侯，并将中国分为九州（历来说法不一，有禹贡九州、尔雅九州、周礼九州等分别。一般乃指周礼九州，为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定贡赋的制度。 九黎，三苗的侵扰，是远古时代的严重边患。「少昊」、「颛顼」的时候，黎、苗继作乱，尧、舜曾征讨，至大禹时代才将之平服。从此，长江中游平定，黎、苗不再北侵。这是远古对抗南方部族的一长期的艰苦战争。禹既治平水患，又征服黎苗，功业甚大，因此得到「大禹」的尊称。大禹死后，他的儿子破坏禅让的传统，自立为王，恢复了黄帝王朝初期父子相传的古老制度。从此，王位的传子不传贤，实行世袭制度，开始了古人所说的「家天下」。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夏启即位后，很能继承大禹的事业，可惜死后，他的儿子「太康」无能，被一位诸侯首领、传说中「嫦娥」的丈夫「后羿」所逐。太康死后后羿立太康的之弟「仲康」为夏王，但实权操纵在后羿之手。仲康死后，其子「相」立，后羿被他的臣子「寒浞（音「浊」zhuoˊ）」所杀，又杀「相」自立。当「相」被杀时「相」的王后「缗（音「民」minˊ）」正在怀孕，逃奔到「有仍」（今山东济零县），生「少康」。「少康」长大后，就收聚夏的残存势力，灭掉「寒浞」，光复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少康之子「杼（音「注」zhuˋ）在位时拥有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彻底肃清了「寒浞」的势力，并征伐东夷，使夏王朝发展到了鼎盛。其后的五代六王，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持续发展。夏王朝的统治，东至东海、西连西河、北及燕山，南逾江淮。当时已经能冶炼较好的青铜，生产了不少的青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有了比较进步的阴阳合历和干支记日的方法。第十五代夏王「孔甲」，好方术鬼神、淫乱，引起诸侯的反叛，夏王朝逐渐衰败。「孔甲」再三传到「履癸」（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杀人无数，四处用兵，劳民伤财，以致民众反抗，诸侯叛离，终于被「商汤」所灭。由于流传至今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商朝（1600BC—1046BC） 商代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经历了将近六百年。 商族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悠久的部落，为东夷的一支，以玄鸟为图腾。《史记·殷本记》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史记》的记载一致。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过渡。 契之孙相土在位时，商的势力进一步发展，把附近的许多部落征服或纳在它的控制之下。约公元前16世纪，成汤灭夏建立了商朝。都于毫。汤建商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四方征伐，把疆土扩大到西部的氐羌地区，商朝统治逐渐巩固。 据载，从成汤至盘庚，商人“不常厥邑”，曾五次迁都，盘庚迁殷后商王朝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发展，特别是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朝最强盛时期，武丁在商代诸王中颇负盛名。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商汤和左相以后，在处理政务、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仲虺死后，伊尹在政坛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汤时期重要的辅佐，政坛的一位元老。 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乃商汤之长孙。据《史记· 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后，太甲修德遵法，诸侯归服，百姓的生活比较安宁。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这个故事流传久远，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商都城的变更 不过，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 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士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变，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宝货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商朝历代国王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商纣西周（公元前?—公元前771年）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后所建立。建都于宗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由于周朝后来将都城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称东周，所以称这一时期的周朝为西周。综述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公元前770年，申侯和其它一些诸侯立周平王(宜臼)为国王，平王将京都从宗周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后以岐山之南的周原为主要的根据地。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它一面征伐附近小国，扩充实力；一面把它的都邑从周原迁到今天长安县沣水西岸，建成丰京。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商王帝辛一度将西伯昌(文王)囚于里。周臣用美女、珍宝进献商王，帝辛才放了西伯昌。西伯昌回到国内后，进一步加紧了伐商的准备。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内外矛盾空前尖锐。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武王）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趁商朝主力征战在外之际，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冲锋兵）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会合。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商纣王临时组织奴隶17万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无心战斗，阵前倒戈，引导周军攻纣。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成了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周武王死后，其子继位。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不久，武庚与管、蔡串通一起，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武王灭商之后，回到镐京，深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他意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实现，突然病逝。从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之遗志，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一新邑，「宅兹中国」。从这里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可大大缩短距离。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阳附近「相宅」。不久，洛邑(成周)与武王所建的镐京(宗周)一起，成为西周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为彻底铲除殷遗民的复国梦想，成王时还将殷顽民迁至成周。由于周公旦在宗周摄政，鲁侯之爵由他的长子伯禽就封。鲁的地望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已发现鲁城遗址；姜尚所封的齐国，在今山东临淄；召公所封的燕国在今北京房山，也已发现城址和燕侯墓地；武庚叛乱被平息后，该地封给武王之弟康叔，为卫侯，已在河南浚县发现卫国遗址；纣的庶兄微子启未参预武庚叛乱，他作为商族的后裔被封为宋侯，其地在今河南商丘；在卫国的西边，还有个晋国，成王攻灭唐国后，以其地封给他的兄弟唐叔虞，在今山西翼城与曲沃交界处已发现其遗址。这些诸侯国的封地往往形成犄角之势，互有联系、互相制约，因而在早期阶段对政治局面的稳定确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文献中所说「成康之际，四十年刑错不用」，正说明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周王朝出现了一段安定的局面。周人在经过一系列战争之后，控制的地域南到巴、濮、邓、楚；北到肃慎、燕、亳；东边到达滨海；西边直抵甘、青。其范围比商朝的地域还大。周王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对域内实行有效的统治。制订的刑罚，比商代更系统。常备军的人数比商代还多，在宗周驻有六师，在成周驻有八师。全国的土地与臣民，名义上都属周王所有，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周王封给诸侯土地与臣民时，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所封的诸侯国，要定期朝见周王，有保卫王室的义务。他们还要向周王纳贡服役(包括兵役)，如果不纳贡服役，就是侮慢王室，要受到惩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受封者常常擅自割让或交换土地，渐渐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同时，随着新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私田的数量也在增加。私田的出现，对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起到腐蚀和冲击的作用。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大量使用奴隶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除王室控制的青铜作坊外，诸侯国也有自己的青铜作坊。青铜产品的数量更多，用途也更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青铜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它行业的兴盛。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除了在甲骨上契刻文字外，在上万件铜器上都铸刻有铭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最多的一件铸有499个字，不亚于当时的一篇文献。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考古学家在西周晚期的墓葬中发现了人工冶制的铁器，说明至少在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这一发现，表明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又掌握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到了周厉王时，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厉王横征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推共伯和行天子事。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周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但是社会中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历史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商周时期中原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周边的一些地区仍相对落后一些。因此，为财富及利益所驱动，周人与其它国族的战争几乎一直不断。江汉流域是蛮族的根据地。昭王率大军征伐南蛮，遭到蛮族的强烈抵抗，周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昭王也死于汉水之中。这是西周早期遭到的一次严重失败，从此失去了对南方各国的控制能力。穆王与宣王也曾南征，均未获得重大战果。东方的夷族也时常侵扰周境，战事不断。噩侯驭方不堪周朝的奴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一直打到成周附近，震惊朝野。周王派西六师、东八师前往作战，仍无力抵御。后靠同姓诸侯的兵力增援，才取得了胜利。西北方的犬戎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外患。穆王时，犬戎的势力逐渐强大，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将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打通了周与西北各国的道路。以后，犬戎仍屡次侵犯周境。宣王之子幽王，宠爱褒姒，想杀太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做王位继承人。宜臼的母亲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勾结犬戎攻打周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西周就此灭亡。宜臼靠诸侯的帮助，登上王位，是为平王，翌年迁都洛邑，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Q6：西周对天命对人的关系的新看法对医生有什么影响？
尽管在原始社会和夏商时代已经积累了一些自然知识，但只有在对远古的自然崇拜和商代的神灵崇拜发生怀疑之后，人们才能以人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西周初期以来对天命和人的关系的新看法使人们以更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自然。这时医疗术已和巫术分开，医生成为专门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