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就有答案
Q1：台海局势里海是啥意思
海就是指海峡，这里特指台湾海峡，台就是指台湾，因为目前台湾海峡还是大陆和台湾的分界线，而澎湖列岛和金门岛等一些小岛还在台湾的控制之下，台湾如果有波动，首先就会影响到台湾海峡及其诸岛的局势，所以现在谈台湾局势一般都称之为台海局势。
Q2：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台海局势
在北京以前的语言中，“什么都可以谈”，“先政治，后经济”经常出现。“我们什么都可以谈”。我们能谈些什么？我们能谈些什么？我们不说什么？我们不敢说什么？这个系统庞大而傲慢。别人怎么敢越过边境贸然说话？什么时候是“先经济后政治”，现在是不是“岗位”？没有明确的终点，也没有边界。不管是不是唐突，恐怕都不会说。只是这次：“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务实探索解决政治军事问题。”虽然这一提法仍笼罩在“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前提下，“务实讨论”和“解决方案”出现在同一句话中，显然意味着“政治和军事问题”可以具体摆上台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就目前而言，本文将重点讨论如何解决军事问题以及如何务实。就现实而言，双方似乎就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达成了妥协，台湾省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联合国相关会议。从外交上看，在国与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上，现实是固化的，大陆不再挖台湾省的墙角，这也是双方的政治默契。在短期和中期安排方面，双方打算签署一项和平协议。这些做法是否务实？一方面，它是务实的，因为这些任务可以现在或短时间内完成，并且可以实际执行。另一方面也不务实，因为这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问题，独立与不独立，统一与不统一。台湾省实行代议制政治和政党轮替制度。上述例子中提到的三项政策的实施会随着不同思想的执政党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第三项，打还是不打，不取决于有没有和平协议，而取决于台湾省的独立。台湾省独立了就打，台湾省不独立，不管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都没必要打。这样，称这些任务为务实，是狭义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为了务实地“探索”和“解决”政治问题，这种讨论和这种解决方案必须切入“现实”，即“独立与不独立”和“统一与不统一”。回避“统一”、“独立”，称之为“现实”，是瞎子摸象，更说是鸵鸟政策，更说是掩耳盗铃。是啊，自欺欺人？骗子，何必呢？强哥，跟英美有什么关系？自欺欺人，194633541949自伤800万同种族的人，还不够吗？我要我的兄弟用戟再战，烧焦大陆，掸去宝岛上的灰尘！我认为共产党应该利用国民党执政的这个好机会，下定决心直入政治问题的核心。在现阶段的探索中，要讨论的问题是“统一”的方法。统一有两种，要么改变国家制度，要么改变政权。那些改变国家制度的人，放弃人民民主专政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辟社团和言论，把台湾省内的所有党派都视为合法的政党，为台湾省政治服务，在大中华境内实行民主宪政。才真旺姆马英九在去年的520演讲中说：“最终解决两岸问题的关键不是主权争端，而是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我们真诚关心大陆13亿同胞的福祉，衷心希望中国大陆能够继续走自由、民主、富强的道路，为两岸关系长期和平发展创造共赢的历史条件。”如果我的建议是真的，那么大陆和台湾省在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观上是混合的，才真旺姆马英九与台湾省人民没有任何争议，中国的统一已经完成！中国与世界完全融为一体，我们与人类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关于“普世价值”的纷争可以彻底消除！我很清楚，要改变国家制度和实现统一是极其困难的，因为
正如梁启超所说：“问既不是政论家的工作，也不是政论家的能力.做政治评论员不自给自足，不能问。”所以我想推一推很多仁人志士推荐的第二个方案：改政统，和大家讨论一下。所谓改朝换代，走中国传统以来的单一制和高度集权制，而采取联邦制。这种想法会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打破了祖制，违背了中国自秦帝以来的历史传统。对此，我想建议法律是无常的，法律要适合当今世界，这是常识。我们不能不审时度势，盲从古代。光绪皇帝训诫慈禧太后不遵守祖先制度时，说：“如果祖先在今天，就不会这样。我宁愿失去祖先的法律、祖先的土地和祖先的人民。”我们党也要考虑到这一点：我宁愿丢掉传统的单一制，也不要砍掉我的兄弟和双脚，瓜分中国的领土！联邦制的实行，实际上是当今中国大势所趋的结果。在联邦制下，台湾省和mainland China各有自己的中央政权，各行使自己的社会制度，同时还有两个政治实体(或未来的几个政治实体)由更高一级的中央组织共同组织，以确保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幸福。根据200年的世界历史，联邦制的合理性是基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差异性和共性。19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造成了中国不同地区和社区之间的这种差异：香港和澳门的殖民历史使它们具有与大陆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政治身份，台湾省的殖民历史和1949年以来与大陆主体分离的历史尤其使它们具有与大陆不同的文化、习俗和政治身份。台湾省与大陆的共同性是同一个物种，对中国历史、中国语言和儒家正统的共同认同，尽管台湾省有日益严重的离心倾向。政权科学家认为，区域差异和区域特征不仅由自然因素决定，也由人为因素决定。联邦制的可行性也要考虑居民的意愿，只有当这一地区的居民希望政治联合但不希望绝对的政治统一时才能实施。因此，只有当一个地区的政治单位因其强烈的个性而真正渴望保持分离，但同时又因某些利益而需要共同生活时，才能形成联邦国家。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台湾省和大陆都符合建立联邦制的条件。就台海两岸“统一独立”的政治危机而言，只有联邦制才能解决。我认为，在台湾省和mainland China实行联邦制既有优势，既保持了联邦制下中国的统一，避免了兄弟之间的战争，又在现实阶段保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制度认同等价值认同。最后我想说，联邦制是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平衡。种状态。如果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联邦制国家就会垮台，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各地区的政治力量看到合并的好处大于分离，联邦制可能向单一制转化。德国一战前是联邦制，一战后改为单一制，二战之后又为联邦制。阿根廷也是一个例子，初从殖民制度下解脱时为联邦制，后为单一的共和国。据此历史经验，即使将联邦制当作解决我中华民族面临的眼下危机的一种阶段性的权益之计，也是必要的。 关于两岸政治问题，所谓的务实探讨、所谓的务实解决者唯此而已！
Q3：试分析一下台海局势？
在马英九任内台海局势会进一步走向缓和，但09年不会有大的变化
Q4：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表现在哪里?
回答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经济形势进入寒冬，未来形势不太明朗。政治上，以美日及其盟友为首的所谓西方利益集团不断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攻击中国。军事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台湾省的战略军事部署进一步推进.
当前，台海局势趋于复杂严峻。两岸同胞高度关注两岸关系发展前景。2008年以来，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台湾海峡局势没有紧张和动荡，显示出稳定与和平。保持这种良好局面，是为了两岸同胞。
Q5：为什么说当前台海局势趋于复杂严峻，主要原因是什么
台湾海峡的局势趋于复杂和严峻，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干预。与历史上的三次台海危机相比，如果未来台海危机爆发，危机管理难度会大得多，对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影响也会大得多。这是因为中美关系的背景和两国关系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有利于制约危机升级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一旦新的台海危机爆发，很可能将中美拖入新的冷战。更危险的前景是危机失控，中美之间会有军事冲突和战争。无论发生什么，对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影响都将是灾难性的。信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坚信“时间站在我这边”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坚持和平统一的基本台湾政策，在加强反对台湾省独立斗争的同时，我们应该坚持两岸融合发展，为台湾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将对重塑台海和平发展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中美应该把避免台海危机作为稳定中美关系、防止两国陷入新冷战的中心环节。进一步加强中美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和危机管理，对于防控可能出现的新台海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Q6：结合台海局势,论述如何理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战争的政治本质反映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就战争是政治继续，即战争的政治本质问题有着诸多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一)战争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中，曾深刻地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 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段话，说明战争不是单纯的暴力行为，而是和政治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它告诉我们，在战争和政治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由于政治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对抗性矛盾，又包括非对抗性矛盾，并贯穿阶级社会的始终，因而相对战争来说，属于共性的范畴；而由于战争只是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表现，因而它属于个性的范畴。又由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包含任何共性的个性，任何个性总要这样或那样地包含着共性，体现着共性，因此，为深刻地认识战争的政治本质，毛泽东首先在共性的范围内，从战争与其它社会各种现象的联系中考察和研究战争。显然，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自然等诸因素都有着广泛而多样的联系，但其中最直接、最深刻的联系则是政治。这是因为，从实践上看，古今中外的战争都不能离开一定阶级的政治而独立存在，政治总是贯穿、渗透、表现在战争之中。比如，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目的，离不开一定的政治总方针，离不开政治思想的动员，也离不开国内外—切同情和赞助者在政治上与道义上的声援。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一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从理论上看，毛泽东所说的战争和政治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讲的是战争和政治的阶级性。毛泽东指出：“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页)。这就是说，在阶级存在的历史时期内，一切政治斗争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阶级斗争，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是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是阶级对抗的社会历史现象，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可见，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的阶级性。既然战争与政治都与社 会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意志及其政策的表现，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又是政治斗争，所以说，战争决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由一定时期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引起的，又总是为一定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它是带有政治性质的行为，因而合乎逻辑地包含在政治的范畴之中。从这种作为共性的政治存在于战争个性的意义上说，战争就是政治。也只有站在阶级政治的高度观察战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战争的实质。毛泽东由此作出结论： “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也就是说，战争的发起及其进程的各个环节，都要受到政治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一定阶级的政治总是不可避免地渗透、表现、贯穿于战争中。因此，我们认识和考察战争，必须把战争和政治相联系，而不应该把二者割裂开来，更不应该否定战争的政治性质。 (二)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在阐述战争与政治共性问题的同时，又论证了战争与政治的差别性。他指出：“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毛泽东还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 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84页)。以上论述告诉我们，作为共性的政治同作为个性的战争虽具有一致性，但它们又不是完全等同的东西。政治只是战争的普遍本质规定，它只能大致地包括战争，而任何战争也不能完全地归入政治的范畴之中。这与整体是各个部分的总和，以及部分是完全包括于整体之中的构成要素的含义显然是不尽相同的。既然政治只能在同战争一致性的联系方面包括战争，战争也是在包含有阶级性等共同特点的意义上归属于政治之中，那就不应当简单地把战争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当然手段。所以说，尽管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维护交战—方某个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发动和进行的，但是，战争不同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形式，而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最高形式；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即暴力手段，它是敌我双方运用有组织的军事暴力进行的外部对抗形式。就是说，各阶级在相互斗争中，总是采用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等多种非暴力的斗争形式与手段去实施其政治，而当这些斗争和手段已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不足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时，就诉诸武力，企图用暴力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去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于是爆发了战争。例如，抗日战争，由于中国的进步和要求独立，是日本侵略者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障碍，于是发动了战争。而帝国主义的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反侵略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想用战争来压迫、断送中国革命；而中国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便进行抗日战争。再比如，英阿马岛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双方进行了长达150多年的谈判，没有结果。阿根廷为了达到收复马岛主权的政治目的，于1982年4月2日以战争手段从英国手中夺回了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为了继续维护其对马岛的统治，则派出特混舰队重新占领了马岛。由此可见，战争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政治特殊手段的继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毛泽东还认为，基于战争的这种特殊性，就需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所谓特殊的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属的一切东西；特殊的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特殊的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为此，我们决不能用其他社会斗争形式来进行战争，也不可以把战争这种特有的方式任意推广到其他社会领域。那种轻视、抹煞、否认战争的特殊性，把战争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政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三)战争反作用于政治。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战争并非被动地始终受政治的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也有着巨大的反作用。首先，战争可以加速或阻碍社会矛盾的成熟和解决。在通常情况下，战争往往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因而也会使社会矛盾更快地进一步得到解决。一个阶级、一个国家在战争面前，尤其是在关系到本阶级、本民族生死存亡的全面战争中，武装斗争就成了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因此，应集中国家的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这是由于战争的胜败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着政治的成败，体现着政治目的能否实现。只有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否则将会离预定的政治目的越来越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中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6—457页)。这一论述，深刻地说明了战争对政治有着重大影响。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解决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它的结果或者是达到了目的，或者是没有达到目的，都对政治的进程有影响，而影响的大小，是否有决定性，主要应看条件是否成熟。当政治发展到需用战争解决问题的时候，战争对政治的影响就大，否则影响就小。如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封建的清政府，但政权却被大军阀袁世凯所篡夺，使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没有对政治的进程发生决定作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极大地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一切反革命战争由 于代表着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利益，必然阻碍人类历史的发展，甚至将人类历史引向倒退。例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其次，战争可以锻炼教育人民，唤起人民的政治觉悟。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可以使民族经受考验，这种考验对民族的社会制度、生产能力、科学文化、军事力量和人民的精神力量都是十分直接的，其中尤其对人民精神素质的考验、锻炼和改造作用影响更深远。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使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 032页)。这就是说，正义战争可以从正面教育人民，使人民在战争中变得坚强团结，并学会同敌人进行斗争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就中国的革命战争来说，这种教育作用，—是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更加坚强和成熟，不但锻炼出一条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而且造就了一大批既能从事革命战争又能治理和建设国家的骨干力量；二是表现在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各界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认清了敌友、辨明了是非，站到了革命队伍方面来。反革命的不义战争也可以从反面教育人民，人民群众可以从战争带来的痛苦中看清反革命战争的实质，从而唤起人民的觉悟，积极投身反对反革命战争的行列，以促进革命战争的胜利。 总之，在战争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政治对战争有着决定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辩证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陈毅在党的七大期间撰写的《论毛泽东军事学派》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历来军事学派只就军事本身，如技术、武器、战法等问题着眼去加以研究，他们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条件，但从来不曾把它放在适当的角度上面。而我们的军事学派不仅就军事本身去研究，我们是把军事当成社会现象总体的—部分去加以研究。我们不是孤立地去研究所谓纯粹的军事问题。我们承认军事受政治的支配，承认军事是推行政治的工具。更承认战局一开，军事胜利又调转过来成为决定政治胜负的唯—关键。这就造成我们军事学派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更善于两者之间的密切配合。”陈毅这段话，说明了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学说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