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就有答案
Q1：历史一题
商鞅变法的意义 商鞅变法所涉及的阶级层面
Q2：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什么？
Q3：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原因？
春秋以前，实行井田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臣下，诸侯臣下对受封土地（即“井田”，又称公田）只有使用权，不得转让买卖。有些奴隶主贵族除了受封的公田外，还驱使奴隶开垦荒地，称为“私田”，私田主人控制私田上的产品，不向国君交纳。到了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因而私田开垦越来越多。春秋后期，鲁国规定，不论公田、私田，都要由国家按照田亩的实有数目收税。这就在实质上默认了私田主人对私田的所有权。此后，一些贵族把公田也化为私田，并逐渐改变了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自己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奴隶主贵族逐渐转变成封建地主，原来耕种井田的奴隶转变成农民。这种新的剥削方式，就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代替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新兴地主阶级力量逐步强大，他们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发展封建经济。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展开“变法”运动，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前365年左右，商鞅到了魏国，在相国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看中了商鞅的才能，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魏惠王未予理睬。公叔痤死后，商鞅闻秦孝公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于是到了秦国。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富国强兵，成就霸王之业。秦孝公赞成商鞅的意见，于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正式实行变法。
Q4：初一历史简答题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361年在秦国推行的。主要内容：废井田、开建筑、重农抑商、重农重织、统一计量、重赏军功、加强中央集权、破坏“尊天下尊地制度”、建立户籍制度、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制定秦律等。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奴隶制的土地制度，开放了建筑物，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它打破了奴隶主世袭贵族的特权，确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发展壮大了地主阶级的政权。中央集权的实行巩固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发展了封建经济，加强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促进税收和交流。商鞅变法后，秦国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取消了封建领主基于井田制的所有制，确立了地主基于私有制的土地所有制。政治上，分封制基本废除，郡县制确立。秦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兵强马壮，王侯将相畏”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以足，民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城共治”的局面。
Q5：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的论文题 跪求~
16.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1。中国共产党90年光辉历程有哪些经验和启示？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有什么指导意义？1.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强调思想路线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排除了一系列错误观点，指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不是慢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两极分化。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强调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现实和最基本的国情。一切都要从这个现实出发，根据这个现实制定计划。5.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根本、最决定性的因素。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6.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强调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确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步骤。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重点是改革。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问题上，强调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展、孤立自己、闭关锁国。9.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强调经济建设应该是现代化的中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根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1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问题上，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1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首先，我认为我们当代大学生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包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树立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其次，我们当代大学生应该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接班人和建设者。在德、智、体三者之中，德是灵魂，也是最重要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光靠科学技术是不能带领人类过上幸福、高尚的生活的，人类有理由把崇高的道德原则置于发现客观真理之上”。
多么伟大的科学家，多么经典的名言，给了我们当代大学生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颁布了3336万-3万条。它是新世纪中国第一部道德纲领性文件，是指导全国人民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指路明灯。其基本内容包括爱国守法、礼貌诚信、团结进步、勤奋自强、敬业奉献五个方面。当代大学生必须按照这些要求约束自己，发展自己。最后，我们当代大学生要树立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因为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我们的力量源泉，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是我们奋斗的不竭动力。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们过去在艰苦的条件下奋斗，克服一切困难和风险，使革命生理化？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共产主义信仰。”可见，理想对我们大学生的影响很大。我们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使命，成为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眼界开阔，心胸宽广的人；一个知行合一、脚踏实地的人。不要问祖国能为我们做什么，要问我们的历史责任是什么，我们能为祖国做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可以说是以“变”为主旋律。同时，当代中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继承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基因。总的来说，遇到困难挫折容易想到解放思想，取得巨大进步不容易想到解放思想。决不能让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越来越模糊，群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呼声越来越弱。社会改革和发展目标的设定、计划的设计和措施的出台越来越学术化、精英化和小圈子化。尊重国情，强调从国情出发，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之不易。程：尊重国情，强调从国情出发，是当今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变”和“不变”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近代史上，强调国情的特殊性是一些保守派拒绝改革的重要依据。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无论是林则徐、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都强调中国需要改变，需要向西方学习，而这仅限于器物层面，而在政治文化层面，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学习。内在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国情，这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张之洞的010-3000。一文当中。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人也以不合国情为由而拒斥之、谩骂之。 正因为如此，国情一词在“五四”前后为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所共同反感，视其为守旧分子固步自封的遮羞布。所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都反对以国情为借口而拒绝改革进步。陈独秀的言论尤为激烈：“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可以说，从晚清到民国，国情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各自使用的立场、动机却是不一样的。传统派以之为抵御西方文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改革派则以其为守旧者充当工具而视之为民族痼疾、现代文明的障碍之一而对其加以猛烈的批判，这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批判教条主义而从正面的意义上来使用国情这个词语的价值取向有着彻底的差异。 ■全面客观地认识国情，应当要把“历史之国情”和“近今之国情”结合起来，对历史方位做到准确地把握 程美东：每个生活在特定国家、社会的人都可以对这个国家、社会的情况有所了解、感受，甚至在某些个别的方面了解很深。但是，作为一个执政党、政府来说，不能把枝枝节节的国情简单地叠加，而必须在充分把握具体事实的基础上抽象出根本国情，否则其所推行的政策就不可能取得实效。李大钊在1915年《国情》一文中批评古德诺、有贺长雄等人的“共和不合中国国情”的论调时，就强调要全面认识国情，应当把“历史之国情”和“近今之国情”结合起来，尤其不能靠外国人的评断来判断中国的国情，其目的就是反对肢解国情，反对以偏概全。 近代以来为何出现那么多的思想流派、开出了那么多的药方？这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国情关系密切。保守派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教化民众、有利于治国安邦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其空洞疏阔、重人文轻科技的一面；晏阳初把“愚弱穷私”视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所以就乡村教育视为救国之途；任鸿隽看到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所以致力于科学救国；胡适认为中国问题根源于“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从中国旧有的制度文化无法解决，故而主张充分世界化、充分西化；孙中山认为清政府自私腐败，内压汉族，外媚洋人，中国之途必得先推翻清政府，故主张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次第而行。 应该承认，上述各种思想、主张都是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国情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路径依赖的惯性、文化自恋、思维视野、利益保护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都没有抓住本质，没有掌握中国的最根本的国情，这就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内有封建势力压迫、外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判断而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得中国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国情、世情的统一是解决中国现代化如何“变”与“不变”的基本方法 程美东：科学认识、准确判断国情并不等于就能一定实现科学地决策，不仅因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本来就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也因为在全球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一个国家政策的科学性仅仅建立在对本国国情的认识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建立在对世情(世界发展历史现状)的科学认识之上。 晚清传统派(顽固派、洋务派、清流派 等等)认识到了中国科技落后这个国情，但对西方政治、文化却总体上反感、不予认同或不敢认同。甚至在1898年，张之洞还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这个恐怕与缺乏世界眼光不能不说具有密切关系。而这个世界眼光对于我们制定出符合国情而又能引导我们超越国情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情哪些是可以变的，哪些是不可以变的；哪些是暂时条件不具备变、将来条件具备了可以变的，哪些是现在不能变将来也无法变的；哪些要彻底地变，哪些只需要枝节地变；哪些是在形式上变，哪些是在本质上变……否则就会出现要改良中国人种、消除汉字这样的奇谈怪论来。 ■西方对中国国情的一些基本的理性判断 王庆泓：在美国政界，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迅猛崛起以及美国金融危机后自身影响力的衰退，使华盛顿的大佬们意识到，“老师教学生式”的中美关系已经不现实，一种更为平等互利的新型双边关系正在酝酿中。在这种全新定位中，美国将给予中国崛起更多空间与支持，而美国所要的就是中国向美国作出一种心理及战略上的保证，保证中国的强大不以牺牲西方大国的既得安全与利益为代价。 相对于美国政界对中国崛起的保守性心态，西方学界对新型的中美关系、中西关系更具开放性与想像力。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2007年首次撰文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则创造性地阐明了，在全球化时代，作为最大消费与进口国的美国和作为最大储蓄与生产国的中国之间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关系。这种互补、互利的共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双方在经济上都承担不起任何简单直接全面的冲突与决裂。这就像夫妻关系，虽然双方吵吵闹闹不断，但真的离婚可不容易。这一概念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可。 英国学者雅克从东西方关系历史演进的大视角出发，对未来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作出了大胆而深刻的预测。雅克断言，“中国绝对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这是对过去中西交流两百年间“现代化即西方化”偏见的颠覆，显示出西方有识之士对中华文明的洞察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期待。这对我们那些只顾埋头跟学、缺乏大局观与创造性思维的人应当有所触动。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变”保“不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的政治方向规范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变” 程美东：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以“变”为主旋律的。同时，当代中国又秉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传承着“中国特色”的制度基因。当然，在这些“变”化中，中国始终坚守着“不变”，即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根本点就是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的有机结合，无论是在政治制度上，还是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上我们要坚持那些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内容。我们不能迎合某些人的胃口或迫于压力、利益，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变来变去。就政治制度而言，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总结世界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而得来的。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我想谈点认识。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还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以多党轮流执政和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国家，但在他们视为民主化的国家里，有多少是中国人民所向往的呢？ 广大的亚非拉美在实施西方民主制度后出现的很多问题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拉美的民主政治从海地革命算起，已经206年，但是其社会发展极其缓慢，其社会的动荡尤为严重。拉美国家在独立后的150年时间里，共发生不下550次军事政变。墨西哥在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出现过72个执政者，其中60个靠暴力上台。玻利维亚在1825年——1952年发生过179次政变。非洲也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了政治民主化，但同样的动荡不安。从1960——1980年代，共发生过241次政变，70次成功。在亚洲，很多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或局势动荡，或腐败不断，或军人专政。 事实证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能万能似地保障所有国家地区的人民都能获得自由和幸福，而中国以上述国家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卓有成效的民主制度。 季明：有一种现象也值得注意：有的人认为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严重问题，因而借“反思”之名，否定我们所走的道路。应该看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但这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来解决。如果走回头路，就意味着回到封闭僵化、回到停滞落后，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靠改革发力 辛鸣：作为研究“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中央全会，发展是主题理所当然。但我们注意到，要想实现这些发展，把这些发展从规划蓝图变为现实的实践，需要一系列的体制、制度的配合。所以，这个问题再引申，就关涉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来。因此，扩大内需的发展行为背后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又会牵扯到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五中全会的主题是发展，但着力点却在改革上，发展要靠改革发力。 季明：当代中国的发展新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为核心、为动力的。在实现“十二五”的历程中，我们不能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而看不到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能因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要不断排除各种错误干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保证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社会状况与时代背景的不断发展变化，客观决定解放思想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辛鸣：我认为解放思想这一指导思想不能变。对于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理解。从理论要求看，思想理论形成以后，就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可社会状况与时代背景却在不断发展变化，客观导致思想容易滞后于现实，这就需要通过解放思想求得思想与现实的统一。 有人认为，越是困难时期，人们解放思想的要求就越强烈和迫切，但今日中国的发展处在历史上最高水平，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很多人不禁要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调解放思想，我们还有必要解放思想吗？一般来说，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情况下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容易去解放思想，在取得成绩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不容易想到解放思想，也不容易去解放思想。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历程看得比较清楚。 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的第一次解放思想马上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认同，进展也很深入。 又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遇到了很大障碍，邓小平又一次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把思想从对计划的崇拜和对市场的疑虑中解放出来，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了改革开放持续健康地进行。 那么，在走向“十二五”的今天，我们通过解放思想究竟要破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呢？我们今天的解放思想，我们面对的不是明确的错误思想，而是对正确思想片面的理解与认识。比如，“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毫无疑义，但如果狭隘地理解为不计成本代价的发展是硬道理，问题就出现了；还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绝对不可动摇，但变成以GDP为中心，也就有问题了；再比如，三十年来形成的一些发展观念、发展思路、行为模式，像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分倚重劳动力低成本的低水平发展手段，城乡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观念、发展思路、行为模式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很多同志也已经习惯了这些观念和行为，对此还有很深的感情。 但这也正是这次解放思想的难点所在。所以在这次解放思想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决不否认过去一些观念行为做法的历史地位与实践价值，我们这次解放思想不是要去否定什么，我们充分尊重历史。但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只要不适应现在和未来发展要求，不适应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就一定要毫不犹豫地破除掉。 ■政党的变化一定要坚持“变中不变”，新的历史方位让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信仰须臾不能丢 辛鸣：90年来，既然政党的功能定位有了变化，目标任务有了变化，执政环境有了变化，政党当然也要发生变化。 但是政党的变化一定要坚持“变中不变”。政党是一个有特定内涵或质的规定性的客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变中必须有不变，必须有相对的稳定性，正所谓变易、简易、不易，特定阶段变化中的质的规定性是不能变的。如果我们把不能变的给变了，就会丧失根本，就是自毁长城。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统一的，创造新鲜经验与发扬历史传统并不矛盾。新的历史方位让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淡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是须臾不能丢的，丢了就会丧失根本；新的发展方式让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同样这并不意味着就是用市场原则替代党性原则，决不意味着政党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须臾不能丢，丢了就是自毁长城。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能变，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要求不能变 辛鸣：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明确要求，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十七届五中全会同样明确要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就是一个要求，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发展，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不能变。 按理说，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相当于自然科学中的“公理”。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现实的社会发展实践中，特别是一些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越来越模糊，广大群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社会改革发展目标的设定、方案的设计、措施的出台越来越经院化、越来越精英化、越来越小圈子化。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国13亿人民从理论上讲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上是一律平等的。在社会迅速发展，社会群众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提升的情况下，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能产生效率，反而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乃至社会的冲突。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为人民发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我们发展的成果，无论物质成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都应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能和没有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和进步。 所以，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不能变；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能变，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要求不能变，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Q6：为何说商鞅变法也未与旧制度、旧文化、旧习俗彻底划清界限？
战国时期，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山东齐、楚、燕、赵、魏、汉。井田制的崩溃，土地私有制的出现，税制的改革，都比山东晚了很久。比如鲁国的“第一税亩”是公元前594年，秦国的“第一租粮”是公元前408年，落后了186年。然而此时秦国早已使用铁农具，社会商鞅的经济改革发展迅速，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也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化。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殉国的恶习。第二年，他搬到了首都。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建立。这一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教的逐渐普及，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家所有权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随着新地主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他们要求政治改革，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都掀起了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和楚国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形成两个对立的阶级。春秋以来，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普及和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的土地变成私有财产出租，从而产生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为了废除旧贵族石清世禄的特权，建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新地主阶级相继掀起了变法运动。(3)国家对霸权的需要。当时诸侯国之间竞争激烈。为了在霸权中处于有利地位，不被其他国家吞并，各国竞相对富国强兵进行改革。(4)秦孝公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引进人才，在变法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于是商鞅得到重用。改革的主要内容1。经济措施商鞅的经济改革重点是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这是战国时期所有国家通过政治和法律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唯一案例。主要内容如下：1)废弃雷区，开放建筑。商鞅的主要经济措施是“弃雷开楼”。《史记》记载：商鞅“开楼封国为田，公平纳税”。《战国策》说商鞅“破阡陌教民耕战”，废除了“田里无粥”的原则(“粥”与“少”相同，意为“于”)。所谓“建筑”，是指在“矿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相应的纵横道路。垂直的称为“建筑”，水平的称为“建筑”。“政府”对于奴隶主和贵族来说是密封矿田的边界。“开建封国”就是拆除标示国有土地的建筑，废除奴隶制和国有土地，实行土地私有制。采矿场制度被法律废除了。法律法规，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税收根据每个人占用的土地数量平均承担。此后，虽然秦国政府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地、川泽和其他国家新占领的土地，但逐渐转为私有制。这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2)重农抑商，重农重赏，打击商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纺织品，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动和税收，以农业为“产业”，以商业为
3.有利于社会稳定，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4.工商业会加剧土地劳动力的流失，引发各种社会问题。5.商品经济不发达，最好保证土地的管理。3)商鞅变法统一度量衡之前，秦国各地度量衡并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收，商鞅制造了标准的计量器具。今传世“商鞅之量”刻秦孝公监制，“十六(寸)五(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可知，商鞅规定的一个标准尺今天约为0.23米，一个标准升今天约为0.2升。从测量仪器及其铭文来看，当时统一测量非常严重。商鞅还统一了斗、斗、对、衡、尺、尺的度量衡。秦人的要求必须严格执行，绝不能违背。度量衡统一的意义一是全国都有标准的计量标准，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对税收制度和薪酬制度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计量奠定了基础。2.政治措施商鞅变法的重点是废除旧的“石清实录”制度，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推行郡县制。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1)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编《世武组织商鞅》以令“有军功者，按其率封爵，为一己之利而战，按其轻重而刑”，以奖励军功，禁止私斗。规定爵位按照军功授予，宗室不具备的军功不入公书。也就是说，“积极的人会展现自己的荣耀，消极的人会富有却没有光彩”。也就是说，有信用的贵族子女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没有功劳，虽然家里有钱，可不能奢侈。军功勋位制度的制定，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清史律的旧制度，以后将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从拥有军功勋位的人中选拔官员。军功爵制经过几年的发展，发展成为著名的二十级爵制：一级男士，二级尚藻，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车侯。据33，360，010-30，000记载：“尚军在秦为法，斩歌之战，得一等功，欲以五十石为官”。还展示了奖励方法：兵卒将在战争中被敌人斩首，并被授予50石官的军衔；该卒将在敌人头上被斩首，并被授予2石官员的军衔。各级爵位规定了占用农房和奴婢的数量标准和服装顺序。所谓私斗，并不是指普通人打架，而是指“城市打架”。“城”是指普通的城镇，由奴隶主占据。奴隶主经常为土地和财产而战。新法的目的是削弱奴隶主的权力，加强封建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社会风俗： 商鞅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等。[编辑本段]变法的目的及作用 目的：富国强兵 作用：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废除了旧的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是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为以后兼并六国、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编辑本段]变法的过程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 立木为信 原文： 商鞅变法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 译文：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尺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诚信。[编辑本段]相关资料 【商鞅与旧贵族势力的斗争】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商鞅在孝公的支持下，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通过这次变法，旧制度废除了，新制度建立了，秦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秦国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贫民拥护，因为变法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一.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 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办法。 三.敢于同旧势力斗争。 四.取信于民，得到百姓信任 五.国君的支持。 六.长期遏制秦国的晋国分为韩,赵,魏三国. 七.中原贤士游说秦国 公元前356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秦人不怜”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商鞅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所一项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即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多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 启示: ①改革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实力，提升国家的地位。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强国之路。 ②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 ③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终究会取得胜利。 ④今天我们要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深化改革、勇于创新。 【商鞅变法】 1原因、背景： （1）发展封建经济，确立地主阶级统治（主因）;各国为实现富强的愿望。 （2）战国时期. 2开始时间：公元前356年 3在位国君：秦孝公 4变法内容： （1）编制户口，加强刑罚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2）鼓励发展农业，奖励生产（有利于秦国经济的发展） （3）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制（有利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同时，触犯了旧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4）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确立地主阶级统治最为关键的一项） （5）推行县制 （6) 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轨 (7) 整顿秦国社会风俗，强制推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度，并规定父子及成年兄弟不得同居一室，到成年还不分局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8）实行二十等爵制度 5影响： （1）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 （2）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3）但是商鞅实行的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的秦朝也有消极影响。 资料:"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商鞅 6性质： 是一场比较彻底的地主阶级性质的改革。 【商鞅其人】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商鞅相秦期间，商鞅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杀。带回都城遭惠王车裂，并灭其族。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书》传世。[编辑本段]原文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摘自《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编辑本段]译文 孝公已经任命了卫鞅，卫鞅想要实施变法图强政策，唯恐天下人对自己产生非议。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商鞅）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布（变法的）法令。[编辑本段]注释： 1.孝公：秦孝公。 2.卫鞅：人名，即商鞅。 3.具：完备。 4.已乃：旋即，不久 。 5.辄（zhé）：就。 6.卒：终于。 7.下令：颁布法令 。 导读：本文讲的是商鞅为了推行新的法令而设法取信于民的一则事例．[编辑本段]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呜乎！吾欲无言。---------毛泽